静坐示威之后，将“辛德勒的名单”疑似美化纳粹的事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潮。事实上，这一次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热点，肯定不是因为极端犹太团体的活跃，而是因为犹太人背后所代表的美国社会、政治变革，从而引发了各方各面的热烈讨论。

不过，有支持极端犹太团体的言论，自然也就有反对的，这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源源不断地井喷着。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就认为，“当年的确有许多纳粹是十恶不赦的恶魔，需要人道毁灭才能清除，但很大一部分人是被战争、被纳粹、那整个时代环境所迫，就好像集中营里，有一些犹太人为了求生成为了纳粹爪牙，对自己的同胞进行管理甚至迫害，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在电影里，辛德勒就说过，战争可以把人内心最黑暗的部分呼唤出来，整个战争的背景酿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

撇开历史上真实的阿蒙-戈斯不说，电影里呈现出的戈斯只是真实，而不是美化。戈斯所代表的是在整个战争环境之下的普通人，他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产生的冲突，其实这种冲突在斯泰恩、辛德勒以及那些成为纳粹爪牙的犹太人身上，都发生过。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戈斯选择了用血腥来宣泄内心的痛苦。

电影里并没有对戈斯进行美化，相反，戈斯在矛盾的尽头还是选择了杀戮，这也证明了戈斯是自己选择走上了这条路。也许电影里的戈斯没有历史上真实的戈斯那么冷血，但毫无疑问二者都是恶魔。所以戈斯最终被执行绞刑时，观众并不会惋惜，而是坦然，甚至是畅快，这就是证明。

至于所谓的‘美化’，其实只是导演对人性的一种探讨，这是属于艺术的范畴，并不能一概而论。就如同生活中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连环杀手在杀人时选择了用手枪而不是割脉，就说他是仁慈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吸。毒者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就认为他是美好的。对于戈斯，也是如此。相反，导演对戈斯的探讨，也许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人物，但却符合整个历史背景，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不仅是弗兰克-道宾，“辛德勒的名单”影响力显然已经漂洋过海抵达了大西洋彼岸，在欧洲大陆也刮起了旋风，来自英国利兹大学（Uy。Of。Leeds）和波兰华沙大学（Uy。Of。Warsaw）的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也表示了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支持，他更是为此撰写了一篇论文进行阐述。

“对大屠杀的历史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时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是正常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将大屠杀解释为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或其他道德有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大体上表现出的人的残酷性，与执行者的个性关系很小，与将权力和服从视为常态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却非常密切。从本源上说，残酷的社会性因素要远远大于个人性格因素，在道德压力缺失而非人性合法化的社会情境中，有较多的个体会倾向于残酷。

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到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过去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如果有适当的条件，现在我们仍有可能这样做。

阿蒙-戈斯对于大屠杀的执行，是来自于服从，也是来自于战争之中的大势，他只是在整个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求生存而已。至于戈斯所表现出来的冷血和残酷，则是战争催化出人性的黑暗面所导致的结果。

另一方面，戈斯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也就是个体在社会背景之下的独立思想，这具有一定必然性，即使是冷血动物，但依旧是拥有思考能力的个体，他依旧会思考：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当他的思想受到冲击时——比如说爱上了犹太女仆，这种思考会越发激烈沸腾起来。

毫无疑问，电影之中对于戈斯的塑造才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整个时代背景之下必然会导致的结果，导演将战争之中人性与残酷的挣扎集中在戈斯角色身上体现出来，这也恰恰反映了导演对整个战争的态度：人在战争机器面前，永远都是渺小的，而戈斯身上的悲剧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辛德勒唤醒了人性，而戈斯则被社会的残酷淹没碾碎。

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内，大多数人很容易置自己的道德责任于不顾，另行选择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责任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被注定的，总有人选择后者，哪怕人数很少。这表明，邪恶不是万能的，同时也表明，屈服还是反抗，归根到底，是一个人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