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立于共和国上海特别行政市浦东新区的一栋大厦，恐怕自完工庆典以来也从未有过如此深受各方关注，即便是当初“君豪世纪大酒店”成功入驻该大厦，并将这现代化大楼改名为君豪大厦的贺典也是如此，这一次有幸成为各方关注中心，主要是因为这里在8月4日这一天入住了一群来自日本的企业家们。

对于共和国人而言，“日本”这个词并不陌生。

从当初震惊中外影响巨大的中日台湾冲突，再到不久之前的半岛战争、琉球战争。共和国的发展与壮大似乎很多时候都与日本息息相关，而对于日本的企业而言，共和国人了解得并不多。

综观由古至今的中日关系史，作为亚洲绝对老大的中国历代王朝似乎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完整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天朝”让周边国家有了“附庸国”与“蛮夷”之分，像朝鲜、琉球这样的国家是甘愿并入这个体系，而日本却并不甘心，相反的是它吸收了中华民族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所以，中华民族在看待大和民族是基于自我表面认识和感『性』推理，比如很多时候华夏之人都会称“东瀛乃海外岛国，蕞尔小邦罢了”，这便是对于日本的表面认识，而感『性』推理则是“日本自古学习中华，守华夏恩泽日深月久，实乃一中华附庸国而已”[]大国无疆104

追溯历史所有踪迹，中日的正式交往始于公元前108年，倭人到汉朝的乐浪郡献贡，直到公元240年魏国才派出使团首次“访日”，而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个被拒绝掉的请求在表『露』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之外，也再一次表现出对于中华而言，朝鲜的地位远远高于东瀛日本。

两大民族的交往频繁时期在隋唐时期到来，在这一时期日本曾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也八次东渡日本，不过这一时期的交往似乎有些让中华民族的当局领导者惊奇，因为日方并未像以往那样请求给予他们册封，很显然“东瀛这个不受中华所重视的附庸国已经有脱离君臣关系的念想”。

白江口战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当时唐军大败日军，而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华所主导的册封体系的桀骜都已经显『露』无遗，而大唐王朝并未有追究太多，对于这个曾经有所忽视掉的“臣子”，大唐王朝给予了更好的外交有待，其到华使臣的地位并不低于新罗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还将日本称为“君子国”，但日本呢？他们已经将朝鲜称为近藩、唐朝称为远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

华夏历史发展至宋代，两国官方交往进入了低『潮』期，但民间贸易交往和僧侣从来却有所发展。不过单纯为了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和那些始终坚持传播宗教思想的僧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华夏民族对大和民族不太了解的状况。

而蒙古帝国的兴起覆灭了华夏民族历史中璀璨繁华的两宋文明，在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的同时，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但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皆以对日方各方面情报的缺乏、仆从军战力低下而相继受挫，与国家间来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间经济往来却进入了高『潮』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地区商品贸易的速度进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中日民间经济贸易合作，业已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早期的跨国合资集团，并且这些集团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心头毒瘤——“倭寇”。

这一状况，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像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准军阀势力割据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开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为了实现心目中的“长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当然他也同华夏历史之前数个朝代的皇帝领袖一样，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开始重建以中华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昭告天下的诏书中写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从这诏书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国防守『性』国策”，在之后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又几经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终都对于日本这个蛮夷之国抱有忽视之意。

万历援朝战争算是中日之间第二次兵戎相见了，但明廷对日本的无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时任明朝兵部的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只得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来解释这场日本挑战大明王朝权威的战争，所以赢得战争胜利后依旧没有继续追究，依旧牢牢践行着“防御『性』国策”

在清朝，对日本的清楚了解的中国人也并不多。

康熙年间，有人称“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而直到历史的滚滚车轮来到近代，当甲午战争的惨败作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战，也是中华民族首次对日的耻辱『性』巨大失利，一举将华夏民族的“华夷”体系击溃得毫无踪迹，同时也让两国命运开始斗转星移。

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感知、认识、了解等等，都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但总的来说，了解程度大多集中于几个词汇，“东瀛、蛮夷、倭寇”，其次就是“甲午战争”，而这些词也非常清晰的体现出了对日了解程度的浅薄，而至今已是经济影响力足以撼动全世界的共和国里，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也变成了——“曾经的敌人”，能真正认识到日本还是一个“可开发的广阔市场”的人还并不多。

反观日本，这个师从中华的“东夷”自唐代开始，就非常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华夏资料，在大唐王朝留学的日本学生回国之时都会倾其所有来购买书籍，日本遣唐使也是多方入手、广泛开展，力图将大唐王朝方方面面的细致了解的他们，似乎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来朝贡的，而是来刺探情报的。

即使是后来日本有了闭关锁国之策，他们也精心通过长崎这个对外窗口来了解中华情况，在清朝浙江督抚李卫在呈雍正帝关于日本的奏折中，就称提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还聘用具有法律、军事等专业知识的中国士人”，所以到了近代之后，日本已经成了比中国人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所处九州大地的国家。

所以，自以赌国运一般疯狂赢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越是对中国细节情况掌握得事无巨细，却并未有助于他们更好认知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从璀璨的中华文明变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自身民族得以更好健康发展，反倒是认为自进入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懦弱、贫穷、腐朽、卑贱等的支那人，不应该占据广袤的土地资源，应该取而代之的是大和民族。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进入近代以后就开始盲目自大的日本似乎早已将自身定位从亚洲变成了世界，俨然要学习以前中华各朝一样，建立属于自己的“册封体系”，在侵略朝鲜、琉球，渗入中国东北，在一战之际取代德国而进入山东地区等等，都是其追求梦想的一个个脚印，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并不遂愿，张宇等人所带领的复兴党从美国发家、从中国西部隐忍崛起，迅速将中国给统一之后，在其措手不及之时，在台湾地区给他们痴心妄想这吞下神州大地的他们狠狠的扇了一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