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早已学会了隐忍！

这句话自然不能说出来，我知道，它是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心中永远的桎梏。就像把铁锁，牢牢的拴着我们，而一旦我去触碰，它将再次狠狠地牵动起我父母已经很脆弱的心，我尽量不去碰它，尽量让它成为我一个人的事，以至于父母先后离世后，我也再没在他们面前提过这个禁忌。

我知道，父母亲为了帮我解除这个枷锁，费尽了所有心思，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而我，也只好让他们明白，我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上下学，嬉闹玩耍，开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的童年，再也不让他们操心。

其实，我很小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也许是因为我天生记忆力就很好，也有可能是比别的孩子早熟，五岁那年发高烧的事母亲只在几年前念叨过一两次，虽然后来她明显意识到我渐渐长大，之后就闭口再也没提过，但那些事情，因为早已深刻在我的心里，加上小时候那些琐碎极其难忘的记忆碎片，让我找到了答案。

全家之所以搬到大城市，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眼睛可以看到某些让正常人害怕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我家还在广西很偏远的一个小村子里住，这里民风淳朴，衣食无忧，人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年，我刚过五岁生日，之后，随着爷爷老逝、奶奶病去、姥爷也走了，家里正蒙蔽着一阵雾霾，就这样，好不容易度过了三个月的哀伤，我的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让父母再次揪心起来！

记得村里有个体貌粗狂，叫做‘铃铛’的贩子，人很好，每周他都会拉着马车来我家门口一次，然后吆喝着：“胖大婶，我去镇上买东西，有没有需要给你家娃崽捎带的东西？”

母亲每次都会大声嚷嚷着回应，然后给他列个家里需要购置的清单。

因为母亲步入中年才有的我，算是老来得子，在农村看来是极不易的事情。但因此我母亲年近四十时显得比同龄人更老，加上个子高身材胖，村里人就都喜欢叫她胖大婶。

“胖大婶，你家娃崽咋样了？”铃铛对我一直都挺关心的，记得他曾送过我一块白玉，我至今还留着，他叮嘱我说这玩意儿要随身带，久了就会有灵性，最关键的是它能帮我抵挡阴气。

娃崽是‘你家孩子’的意思。

母亲说过，五岁那年我连续发了七天高烧，就是铃铛替我张罗着，还带着父亲为我到处寻医。

村头的‘大郎中’、山里有名的‘坡脚医’、还有镇上的医生都替我诊过，可就是没甚办法，烧虽然退了，可后遗症久治不愈。

药方子倒是抓了不少，各种当地土计也都用了，到后来我都快成了药罐子，却依然不见效果。每天只要一过晚上十二点，保准会持续低烧，还会梦呓，说些乱七八糟的话。

父亲母亲因为担惊受怕，几乎没睡过一天好觉，生怕我一蹶不醒。

镇上有名的医生说这娃就算好了，估计脑袋也会糊涂的！意思就是，我要是不死，那至少也是个神经病。

母亲为了我的事没少偷偷哭泣，年过四十就已经银发满布，像个婆婆一样，父亲更是一闲下来就开始抽烟解愁。

直到有天，铃铛兴奋的跑到我家来，拉着我父亲远远的躲着我和母亲小声说话。父亲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无奈的点头。

铃铛走到我的身边，微笑着摸着我脑袋说：“小康，跟哥去趟山上的道观，哥给你买好吃的！”

不懂世事的我，听到有好吃的，自然欣喜，根本没注意到母亲难看的表情，和父亲古怪的眼神，一个劲的点头说好。

我并不知道，父亲一直以来都不信奉鬼神，母亲更是对那种事向来恐惧，虽然在我们那个农村，广有传言、事迹，但其实真正发生的案例还是鲜有的，大多数都是以讹传讹，较为真实的估计也就是不小心碰到丧事变故、夜里猫鸣狗吠、坟摊鬼影……最多只是鬼打墙。所以当铃铛把将我送到山上先生那里的时候，父亲是强烈反对的，虽然不知道铃铛是怎么说服父亲的，但我晓得父亲应该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相信他的。

村子依附一座鸡头山，山上的道观是清朝咸丰年间筑造的，但随着建国、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冲击，道观几乎无人问津，到二十一世纪，那所道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先生，一个是道童，听母亲说那个道童还是先生在河湾捡来的孤儿。工作之后，常有同事说广西民间鬼事多么频繁、怪异，我都是附和的笑笑，真正去过广西的能有几个，大多数都是在网上听的谣言，而且故事梗概不知被人串改了多少遍，原本平淡无奇的事情在接二连三的转述早已变了味道。

这里介绍下这个先生吧，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至于那个道童，更是我如今最好的兄弟。

道观很冷清，我一边嚼着糖一边拽着铃铛的衣角进门，刚踏进去观堂一步，我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叫，一边捶打着铃铛闹回家。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观堂上供奉的三座神位，乍一看极恐怕，特别是中间的那人，仿佛能洞穿一切，令人浑身发凉。

“小康，不要怕，这是神，是道家的三位祖师，人称三茅真君，快跪下磕头，他们能帮你治病的！”铃铛按着我的肩膀，让我跪在蒲团上，朝三个神像拜祭。

磕完头，我一个劲的求铃铛带我回家，铃铛哄了我几句，看样子似乎还在等人。

突然，观堂外猫着一个瘦小的身影，我心里一骇，铃铛已经拔腿冲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