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不能写。”戴眼镜的中年人挠了挠自己地中海式的发型，抓起一张纸说，“绝对过不了审。你忘记去年的《人山人海》的教训了？”

“《人山人海》是因为提到了红卫兵杀人，这里没有说啊。”坐在他对面的人抢过那张纸拍在桌上，“这个情节太重要了，是久远从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变化为厌世者的关键。不能改，绝对不能改。”

另一个咬着烟的男人开口了：“话不是这样说。久远变化的原因是他未婚妻的死，至于他未婚妻是怎么死的，没必要一定套上这个……”

“这叫套吗？”那人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不这样表现，怎么渲染出悲剧感？”

另外的人接着喊出声：“要什么悲剧感？我们今天在这里磨这玩意儿为的是过审！不过审就真他妈悲剧了。”

全场俱静，男人们狠狠地抽烟，又低声讨论起来。

邓廷歌和鲁知夏互相看了看，大概明白这是一次剧本修改的讨论会。剧本在没成型之前一般很少会让演员加入讨论，两人也不知道陈一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静静旁听。

听了半个多小时，邓廷歌总算听懂了这个讨论会说的什么。

钟幸的情报不够准确，他所谓的秘密大剧名为《久远》，是陈一平这两年花了大力气去筹备的一部电影。《久远》的主人公是一个笔名为“久远”的青年诗人，年轻，充满活力，积极，又对生活满怀希望。然而在上世纪的十年浩劫中，久远和他的未婚妻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年轻的姑娘怀着久远的孩子在牛棚里死去，久远揣着挚友自杀前写给自己的遗书关好了门窗，点燃一盆劣质的火炭。

邓廷歌心里滚过一串的卧槽。

这部电影不要说播出了，连过审都是不可能的。

陈一平和他的编剧组成员已经提交了两次剧本，两次都被以“意识形态不正确”或“出现较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为由退了回来。他们打算第三次送审，同时这也是剧本最后一次过审的机会。

剧本讨论会最后争执得越来越激烈。陈一平大多数时候不出声，偶尔抬头看看两位渐渐也听得认真的年轻演员。

“不用吵了，把重点转移一下吧。”陈一平说，“前两次剧本都把重心放在久远之前和之后生活的对比上，这次试着换一换，关注久远感情的变化。通过他感情的变化来反映时代背景。”

陈一平把烟蒂扔进烟灰缸。

“明白了吗？那段历史只是背景，我们要把重心放在人身上。是人，不是灾难本身。《人山人海》过不了审是因为过分渲染了血腥和暴力，《礼花》过审了、能上映了，是因为它的方向把握得很准。我要的就是这个准。”

编剧们没出声，全都抬头看着陈一平。

“这个故事我一定要拍出来。”陈一平说，“剧本里关于久远和他挚友的部分也不能一笔带过。”

“那怎么写？”编剧中有人说，“那封不是遗书，根本就是情书啊。”

“就那样写。”陈一平一锤定音，“写感情，写人，不要老是说灾难啊浩劫的。上面的老领导看了不高兴。”

冗长的剧本讨论会结束之后，邓廷歌和鲁知夏走到走廊外面透气。俩人都觉得自己浑身的毛细血管里，都是二手烟的气味。

等透完气了再回去，陈一平却不知何时已经跟着其他编剧一起走了。

邓廷歌：“……把我们忘记了？”

鲁知夏：“是吧……”

陈一平的助理窜出来忙不迭地道歉，让两人明天再过来直接和陈一平沟通。邓廷歌倒是无所谓，反正他那边也没什么事可干，能近距离地了解自己可能要拍摄的剧本成形的过程，也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

鲁知夏和他走出制片厂的时候说：“你一会有空吗？我们去吃个饭聊聊天呗。”

邓廷歌说好的。

鲁知夏立刻抄出手机拨电话，叽叽喳喳说了半天，转过头来很兴奋地跟他说：“带你去个地方，我一个朋友正在那边呢，介绍你们认识。”

邓廷歌点点头。

“他也正和熟人吃饭。他那熟人你还认识的。”鲁知夏说，“你还记得罗恒秋师兄吗？就你以前老跟在他后面的，吹小号的那个帅哥。”

邓廷歌：“……你朋友是谁？孔郁吗？”

鲁知夏有些惊讶：“你怎么知道？”

邓廷歌：“他们在哪里？去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