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过压力太大、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
有，我答道。有过一次。但反过来，它也为我掀开了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1969年，亦即墨西哥世界杯之前的那一年，我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里程碑——1000个进球。这是个很难达成的成就，造成其难度的部分原因是我需要参加的比赛数量。这些进球包括我为桑托斯俱乐部、为国家队还有从瑞典回来后在军队里比赛打进的所有进球。赢得了那届世界杯之后，跟所有巴西上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年满18岁的我去服了1年兵役。这是一件好事，它证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不能搞特殊化，而这个安排也给军队带来了好处——他们的内部足球赛上多了一个优秀的前锋！
1000是个不小的数字，包含了太多的汗水和努力。我在前文中也提到过，桑托斯俱乐部安排了太多的比赛，希望利用我们的名气尽量捞钱。比如说，1969年3月份，我踢了9场比赛；4月份，6场；5月份，6场；7月份，桑托斯俱乐部先后与科林蒂安斯、圣保罗、帕尔梅拉斯三个强队交手，此外还跟以防守见长的英格兰踢了一场球（最后我们以1:0获胜），在这个月的月末，我们又到意大利米兰参加了一场激烈的国际比赛。这个月还算轻松的，因为只有相对较少的5场比赛。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些人在贬低我1000个进球的意义，说那只是比赛太多的结果。我的回答是：球队的安排不是我能做主的。我觉得，就凭我没有累瘫在球场上这一点，也是值得一点赞美的吧。
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进球量是值得庆贺的。“贝利的1000个进球要比巴比·鲁斯职业生涯714个全垒打更厉害一些。”美联社在当时如此评论道。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评价则公正得多：“其困难之处、非凡之处，不在于打进1000个球，而是在比赛中像贝利那样进球。”
人们的种种好话只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得达到他们的预期。1969年10月我完成了第990个进球，却突然感到身心疲惫，还有些慌乱。我不喜欢所有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感觉，就跟数年后在我的“告别赛”上那种莫名的紧张一样。没有人关心我是否紧张，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我是个职业球员，从事着热爱的事业。此后每过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记者数量都在增加；客场作战时，他们会举行游行、悬挂旗帜甚至邀请游行乐队准备为我庆祝——而我是他们的对手啊！
在种种期盼的重负之下，我卡壳了。第1000个球迟迟不来。那段时间里，有一场比赛甚至是以0:0结束，这在以进攻见长的巴西足球联赛上是很少见的。在萨尔瓦多市与巴伊亚队的比赛中，我有个射门偏出了门柱，另一个则是失之毫厘——在进球的一刹那被后卫从球门线上挡出来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状态也失常了，桑托斯俱乐部甚至决定让我在跟若昂佩索阿一个弱队比赛时充当守门员。我能打这个位置，因为在巴鲁时我就常常当守门员，而多年来我都是桑托斯俱乐部的替补守门员。但这次安排明显是球队对我的照顾，他们不想让我有太大压力。
就在我仿佛永远困在第1000个进球的门槛上时，桑托斯迎来了它的下个对手——我们要在马拉卡纳球场迎战瓦斯科队。我曾在马拉卡纳球场打过很多比赛，但只有这一场的气氛最为紧张。当天是11月19日，巴西的国旗日。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球场里邀请了军乐队来演奏，还放了气球。我紧张得都快吐出来了。
终于，一个传球朝我飞来，速度高度都恰到好处，是我最喜欢的传球。这是头球攻门的最佳时机。我高高跃起，像父亲教我的那样——顶球时睁大眼睛。
球进了！
但是——我没有碰到那个球。瓦斯科的后卫雷内在我之前抢到了点，本想解围的他却把球顶进了自家球门——乌龙球！我无法相信！天哪，我再也进不了球了吗？
几分钟后，我带球突向禁区，被对方绊倒。裁判的哨子响了。点球！我无法相信——第1000个进球就要来了吗？
是的。我把球在罚球点摆好，却发现自己在颤抖。罚球的时刻到了，我跑向足球，中途停顿了一下骗过守门员，然后将球踢进。
这次是真的了：
球进了！
观众们沸腾了。我跑到球门里，把球拿起来亲了两下。看台上燃起了烟花，人们都高声欢呼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拿着话筒、扛着摄影机冲进场里，问我什么感受。我此前并未想好进球后该怎么说，所以就说出了最近萦绕心头的事：“我们应该照管好下一代，这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几个月前，训练完毕后我提前离开了桑托斯训练场，这时我看到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那种在巴西你给他们几毛钱让他们“照看”你的汽车的孩子。这种事在巴西非常普遍，说实话有点勒索的意思。当时他们正在我的停车位旁边，准备偷旁边那辆汽车。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起初并不搭理我，后来认出了我是谁，才跟我说起话来。“别担心，贝利，”其中一个孩子安慰我道，“我们只偷圣保罗队的汽车。”我愣了一下，接着无奈地笑了，我对他们说，偷谁的车都是不对的。
他们朝我笑了笑，四散离开了。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令我担心忧虑。小时候我也偷过东西——前文中说起过，我跟小伙伴们在巴鲁的火车上偷过一些花生去换取我们球队的“启动资金”。尽管国家的经济在发展，但巴西孩子的生活还是太残酷，太危险。巴西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巴西就从一个农村国家变成了城市国家。巴鲁老家那种街坊四邻彼此熟悉的人际联系随着人们搬到城市里各谋生路而分崩离析。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到河里游泳、到树林里找杧果，而是躲在公寓楼的房间里吸毒。对我而言，偷花生和偷汽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当然，身为人父也令我对下一代的成长格外关心。
有趣的是，那一天，比起我的第1000个进球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努力，人们记住的反而是我发表的那番关于下一代的言论。
事后，我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批评，他们说我蛊惑人心，或说我虚伪。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利用那个特殊的时刻、借着全世界都在观看这场比赛的时机，将人们的关注从球场上转移到更严肃的事情、转移到令我深深担忧的社会问题上去。随着我慢慢变老，我开始意识到——足球能够、也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进球、助攻和夺冠军。尽管有很多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但巴西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真真切切听到了我的心声。
我还在为宇宙队效力时，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这时一位优雅的年长妇人被人引荐给我。
“很高兴认识你，贝利，”她说道，“我是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数年前我曾见过她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他魅力非凡、和蔼可亲，我为他在1963年的死而感到悲伤。但到此刻为止，我对其家族的其他人以及他们各自从事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当天的鸡尾酒会上，施莱佛夫人向我说起她于1968年开创的一个项目——在特殊人群推广体育活动。我对此产生了兴趣。
“我们把它叫作‘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她对我说，“要是你能帮我们推广的话，那就太荣幸了。”
我立刻就接受了。我从未听过比这更值得做的事。此后多年时间里，我出席各种活动和会议、跟运动员们见面，以此来帮助推广特奥会，也成了纽约与施莱佛夫人关系密切的人之一。她庄重而机敏，一直对我很好。她说她喜欢巴西人的快乐天性，喜欢我们的音乐和舞蹈。她一心想把特奥会办成功。1968年第一届特奥会作为一个田径比赛在美国芝加哥市举行，当时只有1500名运动员参加；而到了1993年，它变成了来自55个国家的运动员参与其中的盛事。能在特奥会的发展中出一份力，是我这一生最满意的经历。我永远都忘不掉施莱佛夫人的那句话：“特奥会上，比的不是强壮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而是应对身体障碍的不屈的精神。”
我为美国人将慈善、商业、运动三者合而为一进行推广的能力而震惊。我在巴西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施莱佛夫人尤其擅长将人们聚在一起，既做了善事，又体验了快乐，还挣了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一群人曾在周末3天聚在华盛顿为特奥会筹钱，同时推广由克里斯托弗·里夫主演的电影《超人》。
参加活动的名人有很多，有史蒂夫·罗斯，有美国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还有亨利·基辛格。施莱佛夫人的女儿玛丽娅当时23岁，她是跟男友一起过来的，而她的男友是一个名叫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奥地利健美运动员。那时的他话不多，英语仅比我好一点。我问他在欧洲是否踢过足球，他笑着答道：“我喜欢举重，那是我的强项。”
《超人》首映式上，卡特总统夫妇也来了。基辛格为了调动现场的气氛，就说起了他当初在德国当足球守门员的经历。“谢谢大家能来观看这部描写我人生的电影。”他开玩笑道。接着，在正片开始之前，首先放映了一段特奥会的电影。电影中的那些孩子诉说着体育对他们是多么重要、能让他们找到信心和自我，全场陷入了沉寂。
这是一种令人心暖、意义重大的事业，对我也是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慈善、善行不是枯燥无味的，着眼于特殊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它同样可以很有成效。带着这些收获，我回到了巴西，希望尽己所能为祖国做点好事。
上世纪90年代早期，巴西的情况似乎已经跌到谷底，却仍在恶化。除了人们早已感觉麻木的经济问题，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人间惨剧，整个世界都为我们感到悲哀。1992年，圣保罗卡兰迪鲁监狱发生暴乱，军警闯入监狱平息暴乱，造成111人囚犯死亡。就在几个月之后，1993年，一群枪手朝数十名在里约热内卢的坎德拉里亚教堂外睡觉的流浪儿开枪射击，8个孩子死亡（有些仅仅是十一二岁的少年）。而这些枪手竟然是警察，他们对里约的犯罪事件心中恼火，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报复行为。
坎德拉里亚教堂的惨剧令我以及很多巴西人感到震惊。我哭了好几天。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亦即1969年我所表达的对巴西儿童生存状况的担忧。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贫困的弱势群体无可依靠。
当时的巴西，跟我小时候一样，贫富差距的状况未有丝毫改变。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深不见底，巴西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与此同时，巴西的人口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1956年——我离开巴鲁前往桑托斯那一年——巴西的人口是6000万；而到了1990年，其人口已是1亿7000万。所有新增的人口都出现在城市里，原先的巴西是个农村占主导的国家，现在已经有80%实现了城市化。城市的规模太大，而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很多人住在里约和圣保罗附近山上的贫民窟里，衣食不保，暴力事件频发。很多人都认为，这辈子是看不到情况会有转机了。
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巴西国内的总统选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对此并未太过在意。我不喜欢愤世嫉俗，但我相信政治是巴西的问题，而非其解决方式。
新当选的总统与其前任略有不同，他是圣保罗的一位社会学家，名叫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他曾认真研究过巴西的贫穷现象及其原因，还曾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研究，证明了巴西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机会欠缺。在军事独裁时期，费尔南多·恩里克是一个左派分子，甚至曾经流亡到智利和法国。但他的政治观一直在发展变化，现在，他想将巴西变成一个经济协调、有活力的现代化国家。他并非魅力非凡，尽管他能流利地*语、西班牙语、英语三种语言，说出的话却常常让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尽管如此，身为前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处理通货膨胀方面的确有一手。1993年时，巴西的国内物价飙升2500%，达到了历史的顶点；但到了1994年中期，物价就基本稳定住，不再上涨了。此举深得国内好评，他也因此辞去财长职务，参加了总统竞选。
费尔南多·恩里克同样从足球这里“借力”去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一点倒是跟他的诸位前任有些相仿。1994年7月1日，亦即当年世界杯上巴西与美国比赛之前3天，费尔南多·恩里克发行了新的货币，名叫“雷亚尔”。他希望此举能帮助稳定物价。当然，新货币成功与否跟足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费尔南多·恩里克后来说，如果巴西国民心情舒畅、对国家抱有信心的话，他们可能会更能接受雷亚尔的出现。而能让巴西国民心情舒畅、重拾信心的，除了赢得世界杯还有什么呢？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队的命运挂钩。那届世界杯期间，他邀请记者及有关人士到他家里，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比赛，为巴西喝彩。这么做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毕竟巴西已经有24年没有赢过世界杯了。但是，一切顺利，巴西在玫瑰碗球场击败了意大利，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说来也巧，雷亚尔的发行也获得了成功。几个星期之后，费尔南多·恩里克以微弱的优势当选巴西总统。政治和足球在巴西再次有了连线。我真是无法相信。
1994年年末，在就职典礼之前，我受邀到巴西利亚与费尔南多·恩里克会面。我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费尔南多·恩里克很和善，也比我想象的要实际一些。“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费尔南多·恩里克对我说道，“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么做能够解决巴西的很多问题。”
听起来不错，但我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随后他解释道：“贝利，我想让你来担任新政府的体育部长。”
这可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我感觉受宠若惊，这是当然的。但在过去10年当中，有三位巴西总统曾邀请我担任这个职位，我都拒绝了。我同样拒绝了费尔南多·恩里克，然后礼貌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准备起身离开。
“嗯，我理解，”他温和地说道，“但是，你在打进第1000个球时发出的呼吁，说是为了巴西的下一代的话，算怎么回事？”
他随后解释说，在他想让巴西的孩子们上学的计划中，体育是一个基础环节。“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做点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事来帮助孩子们。来吧，贝利。你怎么想？”
我当时想的是：这家伙真厉害！也许我真的该停止对巴西政治的空谈，真正做点有积极意义的事了。不由自主地，我答应了费尔南多·恩里克的邀请。在抱怨了国内政治这么多年之后，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分子了。
巴西是个随意、悠闲的国家，很少见到一本正经西装革履的人，而即便是用巴西的标准来衡量，我都算是个无拘无束、不拘礼节的人。所以，见到华丽庄重的巴西利亚，我们的首都，我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这个城市里，到处是复杂的头衔，深色的正装西服，黑色轿车，还有那些讲话——你得认识在场的每一位要人，才能开口说话！朋友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了。埃德森部长？贝利部长？多年来我曾有过很多个绰号，其中有一些甚至带有一些种族色彩，如“老黑”和“土人”。我刚上任的几个月里，有些相识数十年的熟人过来看我：
“嘿，土人，最近怎么样？”
接着他们脸色一白，忙改口道：
“哦，对不起，埃德森部长……”
我只是笑着对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轻松点……”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但我对自己的新职务很自豪。能有一个官方的身份为祖国效力，我心感荣耀，也很感谢总统和国民对我的信任。我还因自己是巴西第一个黑人内阁部长而感到骄傲，巴西独立已近两个世纪，首位黑人部长的出现也表明了巴西的黑人在争取机会的道路上奋斗了太久。我很高兴能够打破这个障碍，这样更多的黑人同胞就能走上相同的道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惊喜地发现，在巴西利亚真的能做很多好事。正如费尔南多·恩里克所承诺的那样，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说服巴西的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上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面对巴西的很多严峻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贫穷。1992年的一次研究表明，巴西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高达15%。很明显，对巴西来说，它不仅是当前的棘手问题，还会影响到巴西的未来。全国总共有3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加拿大全国的人口都多。我们相信，如果能让孩子们到学校去上学，短期内起码能够保证他们能吃得好一点，还能让他们远离街区上犯罪事件的影响；而从长远来看，他们还能接受教育，而教育是改变贫穷命运的关键一步。
费尔南多·恩里克的一个想法是开展一个名叫“bolsaescola”的项目——只要某个家庭让孩子去上学，就每个月发给他们数美元的助学金。事实上，此举正是巴西教育情况的转折点，也是很多贫困家庭生活的转折点。但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除了助学金，这些孩子在学校里还需要某种爱好，以防产生辍学的念头。想当初，如果巴鲁的学校里有足球活动的话，我是不会总逃课逃学的！
所以，在体育部等处的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启了一个项目：在贫穷的社区设置低成本的运动设施，如足球场、篮球场等等。我们将这些设施称作“vilasolimpicas”，亦即“奥林匹克村”。这个名字能给人一种高档的感觉，但建设每个“vilas”往往需要近100万美元的费用，而巴西政府当时资金匮乏，于是我们就从美国施乐等公司争取赞助。巴西的孩子们可以随时使用这些运动设施，但是——这一点才是关键——要想使用这些设施，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在学校有相当的出勤率。这么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迫使他们去学校上课，二是让他们远离学校外的毒品、犯罪等不良影响，哪怕是几个小时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