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天天的骤变，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但是除了对故人的惋惜，我李正就没有任何责任？

斯人已去，人心不古。我终究还是在剧烈的心理斗争中败下阵来，狼狈而逃。我躲在宿舍里，久久地回味着，却又不敢太过用心去回味。我担心，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一种莫名的惶恐之中，度过了屈指可数的学员生活倒计时。我们三十几名学员，陆续地被接收的单位接了过去。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然要属孙玉海。因为一首小诗，他受到了A首长办公室的青睐，A首长警卫秘书吕向军，亲自开了一辆奥迪A8把他接了过去。奥迪A8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权利和地位的最高象征。在官场上，只有政治局常委才有资格乘坐。吕向军用首长的车来接孙玉海，无疑让全体学员羡慕至极。

两天时间内，三十几名学员，都被各个单位出车接走。学员队只剩下我孤仃仃的一个人。

可以想象，昔日的老队长，此时该有多么幸灾乐祸。辗转了好几圈儿，却仍旧回到了他的手下。但是曹队长没有如来佛的胸怀，我没有逃出他的手掌心，他却直接把我晾到了学员队，连个车都没有派过来。一般情况下，学员队在毕业时，都是由各单位派车来接，毕竟，教导大队距离北京市内较远，交通也相当不方便，黄队长总不能让我跑步去二中队报道吧？

望着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和物品，我突然有了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自从当战士开始，曹队长就没少给我小鞋穿。后来我调到团里给姜副团长当公务员，的确曾让曹队长另眼相看，甚至以礼相待。那时候他之所以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是想让我成为他的通信兵，随时将领导的行踪和团里的动向向他汇报。但现在，我辗转来辗转去，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那一亩二分地儿上。

学员队队长见没人过来接我，于是给四大队打去了电话。结果四大队的参谋干事推说大队的车都在用，司机一个也没闲着，让我自己想办法回去报道。

这明显就是一个下马威！但我李正思来想去，似乎也没有把四大队和二中队的领导得罪完，为什么就连大队的领导也如此搪塞呢？再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四大队大队长与姜副团长关系甚密，是姜天天的干爹，有了这层关系，还愁我李正不受到冷落？

苍天啊大地啊，难道在军营里，就注定没有我李正的一方天地了吗？

学员队孙队长无奈地苦笑，说我人品有问题。我能看的出，他已经在这种冷场当中，察觉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言破，只是用一句玩笑，安抚我受伤的心灵。

孙队长还算够义气，他见我没人过来接收，便向教导大队领导请示，看能不能派辆车把我送回去。但是这一请示不要紧，孙队长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导大队领导明确表示，这是原则问题。教导大队是培训人才的地方，没有送佛送到西的义务。毕业的学员一直以来都是由接收单位派车接走。如果我们出车送，那岂不是坏了规矩，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教导大队一向如此，从领导到战士。孙队长在无奈之下，只能帮我联系了一辆黑面包出租车，接我走人。

面包车颠颠簸簸地驶了两个多小时，才驶出郊区，进入了北京五环内。而且又因为堵车严重，我们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到达四大队大队部。

大队部门口，值班哨兵将面包车拦下。我下车跟哨兵解释了一下，哨兵放行。但实际上，这辆噪音极大的破旧面包车的到来，无疑给整个四大队蒙上了一层特殊的阴影，已经陆续有几个参谋干事，听闻了动静后赶了出来。

卸下行李的一刹那，我发现大队部停车场上停了三辆车，上面都蒙了一层灰尘。这也就意味着这三辆车已经很久没有动用过了。当然，更意味着，大队部明明有空闲车辆，却不肯派人去教导大队接我回来报道。这种失落感，已经不能单纯地用语言来形容了。想当初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至少还有一分希望。但我这一回来，又会有多少座山，想要把我压在下面，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这时候刘大队长也挺着大肚子倒背着手赶了过来，他似笑似笑地打量着我，我却又不得不冲他标准地敬了一个礼：大队长同志，学员李正向您报道！

报道词虽然很响亮，却没有人能够体会其中的苍凉。

刘大队长没答腔，只是扭头瞧了一眼载我过来的面包车，眉头一皱：你坐的车？

我点了点头，心里既激愤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