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黑暗的樊篱便开始筑起了，我被禁锢其中整整八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无法穿破它那阴森的黑暗。在我遭受灭顶之灾的深渊之中，我感觉得出所受打击之严重，我也隐约看到别人打击我时所用的那件直接的工具，可我却无法看清操纵那工具的手，也看不清那手是怎么使用那工具的。耻辱和不幸像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不留任何痕迹。当我那破碎的心发出几声叹息来时，我像是个无病呻吟的人。而弄得我一败涂地的那些人却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招儿，让公众不知不觉地便成了他们的同谋，而且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恶果。因此，在我叙述那些与我相关的事情，叙述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我却无法看清造成这一切的那只毒手，无法在讲明情况的同时找到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全都在前三章里写明了，所有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所有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也都阐明了。可是，要我说出这各式各样的原因是怎样聚合起来造成我一生中的种种离奇之事的，那我可说不清楚，连推测也难。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哪位义士愿意探究这些秘密，找出真相，那就请他再仔细地读一读前三章，然后，在他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利用他们掌握的材料，一个阴谋一个阴谋地，一个代理人一个代理人地倒查回去，一直追查到整个这一切的最初的策划者，而我肯定清楚他最终查出来的是谁。但是引导读者去穷根探源的那些暗道阴森漆黑，曲曲弯弯，我自己一走就会迷路的。
我在伊弗东逗留期间，结识了罗甘先生全家，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及其几个女儿。我想我曾经说过，女儿们的父亲我在里昂早就认识了。她是来伊弗东看望舅舅和姨妈们的。她的大女儿大约十五岁，天资聪颖，脾气温顺，我很喜欢。我友谊至深地依恋上这位母亲和她的这位女儿了。这个女孩由罗甘先生做主，许配给了他当了上校的侄儿。上校已是个中年人，对我也极为尊崇。但是，尽管做伯父的十分热衷于这门亲事，做侄儿的也盼着遂了心愿，我也希望男女双方好事成真，但是，双方年岁相差太大，而且，那女孩又极不愿从命，所以我便同她母亲一道力阻这门亲事，结果婚约取消了。后来，上校娶了同是他的表妹的迪伦丝小姐。我打心眼里认为她性情和相貌俱佳，使得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如此，罗甘先生还是没有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可我却对此事感到问心无愧，我坚持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庭，我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要求的义务。这种义务并不是事事逢源，而是事事尽心尽力地提出忠告。
万一回到日内瓦去，无须多猜，我就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的那本书在日内瓦被焚烧了，而且，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巴黎下达逮捕令之后的九天，日内瓦也下达了对我的逮捕令。在日内瓦的逮捕令中，荒谬绝伦之处比比皆是，而且，教会敕令也在其中大受践踏，所以，当我听到此消息时，还真的不敢相信。等到完全证实之后，我真不寒而栗，担心如此明目张胆地，如此骇人听闻地践踏以良知为始的一切法律，会把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可我放心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说在平民百姓中还有烦言，那只是冲着我来的，我被所有的饶舌轻浮之人以及所有的学究看成一个没有背好教理问答、要挨鞭子的小学生。
这两道逮捕令是个信号，表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对我的诅咒，其愤怒程度简直是没有先例的。所有的杂志、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小册子都鼓噪起来，一片喊杀声。尤其是法国人，这个如此温情、如此有礼貌、如此仗义，自诩对落难之人如此亲切、如此看重的人民，竟突然忘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美德，争相地侮辱我，其咒骂的次数和猛烈程度均高出他人一筹。我成了一个大逆不道之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头猛兽，一只狼。《特雷夫报》的续办人，诅咒我得了什么变狼妄想症，而其妄言浪语恰恰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得了这种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不论写什么题目的文章，如果不在其中加点诅咒我的话，就得担心被带进警察局去。我在寻找这种一致的仇恨的原因，但徒劳无益，我几乎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什么《永久的和平》的编者在煽动不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的出版者是个大逆不道之人！《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只狼！《爱弥儿》的作者是个狂人！唉，我的上帝！假如我出了《精神论》（）①，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著作，那又该成为什么了呢？可是，在掀起的反对该书作者的声浪中，公众根本没有与迫害者沆瀣一气，而是对作者大加赞扬，为他出气。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那些著作比较一下，把它们受到的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比较一下。请大家从这些不同之中找出一些能够令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满意的原因来：这就是我所请求的一切，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我在伊弗东觉得非常之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及其全家的一再挽留下，我便决定在那儿待下去。该城大法官莫瓦利·德·然让先生也好心地劝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中有一小楼，在庭院和花园中间，他一再要求我住在那儿，我同意了。然后，他便立即着手布置，配备上我的小家庭所需的一应物品。方旗骑士（）②罗甘是围着我转的几个殷勤备至者之一，整天都不离我左右。我始终对这么恩爱有加深有感触，但有时也觉得怪烦的。搬家的日子已经定好了，而且我也已经给泰蕾兹写了信，可是，我突然得知，在伯尔尼掀起了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虔诚的教徒们掀起来的，可我始终未能看穿其最初的起因。参议院不知受到谁的调唆，似乎不愿让我在隐遁中得以安宁。大法官先生一得到这一骚动不安的消息，就给好几位政府成员写信，为我辩白，责备他们不该盲目采取不宽容的态度，羞辱他们宽容那么多的盗匪藏匿在其邦内，却容不下一个受迫害的有才之人。有理智的人已经猜到，他的严厉斥责非但起不了缓和作用，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威信和雄辩都未能阻挡住打击的到来。当他获悉他得向我下达的命令时，便事先向我透了风。为了不坐等命令到来，我便决定第二天就动身。犯愁的是不知往哪儿去，因为我已看到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而且我也清楚地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各国都将急于仿效自己的邻国。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莫蒂埃村的一座家具齐全的空屋子去。这座屋子在纳沙泰尔邦（）③的特拉维尔谷中，属她儿子所有，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一提议实在是及时雨，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我心里有一个难处，不便启齿，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再加上我心底里又倾慕法国，所以我便对普鲁士国王有所厌恶，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装框版画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尊容，下方写了一首二行诗，末尾一句是：
他思想如哲学家，行为则是国王。
这句诗要是换在别人的笔下，则会是一句挺美的颂词，可是，在我的笔下，却有着一种并不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且，上一句诗（）①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含义。这首二行诗来看我的人全都看到了，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算少。罗伦齐骑士甚至把它抄给了达朗贝尔，而我深信，达朗贝尔一定挖空心思拿它去代我向这位国王取宠的。这第一个错还不算，我又在《爱弥儿》的一段中犯了个大错。大家在这一段中，从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②身上较清楚地看到我暗指何人，而且这一影射并未逃过吹毛求疵的那帮人，因为连布弗莱夫人都曾多次向我指出这一点。因此，我坚信我在普鲁士国王的生死簿上是被用朱笔勾过的。再说，假设他果然具有我斗胆地加给他的那些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及我这个作者就凭这一点也要让他龙颜不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恨得我要死，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但只要一读我的作品就会如此。
然而，我壮着胆子去听凭他的摆布，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危险并不大。我知道卑劣的情感只能支配软弱之人，对于性格坚强的人则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一向认为他就是后一种人。我断定，根据他的统治手腕，遇到这种机会，他是要表现一下豁达大度的，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不能让他这么表现一下的。我认为，一种卑劣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刻也不会胜过他对荣誉的追求，而且，我处在他的位置，也觉得他有可能趁此机会以其慷慨来使曾经敢于非议他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我怀着一种自认为他会感到其价值的信任，前往莫蒂埃居住了，并且暗自思忖：当让-雅克以科里奥朗（）①相比的时候，普鲁士国王难道还能不如沃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非要陪我一起翻过山去，亲自把我在莫蒂埃安顿好。波瓦·德·拉杜尔夫人的一位小姑子，名叫吉拉尔迪埃夫人，我要去住的那座屋子她原先住着挺惬意的，见我来了，并不太高兴。然而，她仍然豁然大度地让我住了进去，而且，在我等着泰蕾兹搬来，把我的小家安排好期间，就在她那儿吃的饭。自我离开蒙莫朗西起，我感到自己从今往后将在世上东躲西藏了，所以犹豫着没让泰蕾兹前来找我，不想让她同我一起过那注定要过的漂泊无着的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灾祸，我俩的关系要有变化了，在此之前是我对她施以宠爱与恩情，今后将变为是她对我施以宠爱和恩情了。如果她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种种不幸的考验的话，她也会因我的那些不幸而悲痛万分的，而且，她的痛苦将加深我的苦痛。如果我的失宠凉了她的心，她将会向我夸耀她的坚贞不渝，视之为她的一种牺牲，而且，她感觉不到我同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那种乐趣，而只是感觉到无论命运迫使我去向何方，她都愿意跟着我去的那种美德。
我必须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掩饰我那可怜的妈妈以及我自己的缺点，因此，我也就不该对泰蕾兹有所宽容。不管我是多么乐意于崇敬对我来说如此亲爱的一个人，我也不愿隐瞒她的过错，如果说内心情感不由自主的变化也算是个真正的过错的话。我很早就发现她的心在渐渐地冷下来。我感觉她对我已不像我俩美好岁月时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是感觉出这一点来。我重又陷入我在妈妈身边感受到其后果的那同样的尴尬之中，而这种后果在泰蕾兹身边也一模一样：我们别去寻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在无论哪个女人身边都是一样的。我对我的孩子们所作出的决定，尽管我觉得十分合情合理，但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在我思考我的《论教育》时，我感觉到自己忽略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免除的一些义务。我的内疚最后变得如此强烈，致使我几乎不得不在《爱弥儿》的开头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而且话说得那么一目了然，以至于读完这一段之后，有谁还有勇气责怪我的过错的话，那就很令人惊诧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依然如故，甚至更糟，因为我的那些敌人一心想抓我的把柄，对我恨之入骨。我害怕重蹈覆辙，也不想冒此危险，所以我宁可忍受清心寡欲之苦，也不愿让泰蕾兹今后陷入同样困境。此外，我早就发现，房事明显地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这双重理由，我曾屡下狠心，有时却不能坚持，不过，这三四年来，我比以前持之以恒了。正是这样，自那时起，我便发觉泰蕾兹有所冷淡：她虽说因为义务而对我感情依旧，但在爱情方面则不再一样了。这必然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少了点乐趣，因此我就在想，她深信无论她身在何处，都能继续得到我的照顾，所以也许宁愿留在巴黎而不愿随我漂泊。然而，在我俩离别之时，她曾是那么依依不舍，要求我一定答应让她去寻我。自我走后，她向孔蒂亲王和卢森堡先生都一再强烈地表示寻我的愿望，以致我非但没有勇气向她提出分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当我心里实在是觉得离不了她之后，我便只想到一再要求她快到我的身边来。因此，我便给她写信，让她动身前来，她也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但这可是我们多年形影相随之后的第一次分离，我们彼此都觉得这次分离是那么痛苦不堪。我们拥抱在一起时，心里真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啊，温情和欢乐的泪水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在如饥似渴地畅饮着这甜美的泪水！这样的泪水人们为何让我流得这么少呢？
我到了莫蒂埃，便给纳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基思勋爵写了信，告诉他我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退隐一事，并请求他予以保护。他以人所共知、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份豪爽回复了我。他邀请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道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是特拉维尔谷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甚是得宠。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慈眉善目，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俩之间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感情在我来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一方面，如果不是那帮剥夺了我一生所有慰藉的奸佞趁我远离他时，欺他年迈，在他面前把我说得一无是处的话，也是会一直不变的。
乔治·基思是苏格兰世袭元帅，也是那位生得伟大、生得光荣的名将基思的兄弟。他年轻时便离开了故乡，因为忠于斯图亚特家族而遭放逐。但他发现这个家族一贯生性无义而暴虐，所以很快便对它感到厌恶了。他在西班牙待了很久，很喜欢那儿的气候，最后，同他兄长一样，依附了知人善任的普鲁士国王，兄弟两人都受到了重用。普鲁士国王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基思元帅为他效尽犬马之劳，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获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的那颗完全共和主义的、高尚的灵魂，只有在友情的重负之下才会屈服。但它屈服得又是那么完全彻底，以至于尽管两人思想迥异，但他一旦依附了腓特烈，眼里就只有这位国王了。国王委托他负责了一些重大事务，派他去巴黎，去西班牙，最后，见他年迈，需要休息，便委他以纳沙泰尔邦总督之职，借以颐养天年，并使该小邦人民生活幸福。
纳沙泰尔人只重金玉其表，不识真知实才，一听人侃侃而谈，便以为是才气过人，看到一个冷静而不拘俗套的人，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视为粗俗，把他的言简意赅当成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关心爱护，因为他只愿助人而不愿逢迎，根本就不会讨好他所不欣赏的人。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撵走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判在地狱中（）①。在这个可笑的事件中，勋爵因反对牧师们僭越权力而遭到他为其着想的全邦人的反对。当我到来时，这愚蠢的反对声尚未止息。他至少被看作易让人产生偏见之人，而在他所受到的所有责难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在看到这位尊敬长者时，第一个感觉便是为他那被岁月耗尽的瘦削躯体而动容。但是，当我抬眼看到他那神采奕奕、爽朗而高贵的面容时，我不觉一怔，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充满信任，这种感情战胜了其他的情感。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了简单几句寒暄话。他只是听了听，便谈起了别的事情，仿佛我已来了有一个星期似的。他没有给我让座，而他这位领主也直挺挺地站着。但我从这位勋爵深邃而精明的眼神中，看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温情，所以我马上就感到很自在，无拘无束地走到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从他一开始就采用的亲切口吻中，我感到我这种随意的做法让他高兴，我猜想他心里一定在说：“此人不是纳沙泰尔人。”
性格相投真是效果奇特！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人心已经失却其自然热力了，可是这位善良老人的心为我而奇怪地炽热起来，令人惊诧不已。他竟跑来莫蒂埃看我，借口要打鹌鹑。可是住了两天，连枪也没摸一下。我俩之间建立起了那么深厚的友谊——确实如此——以至于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城堡离莫蒂埃六法里，我顶多半个月就得去那儿住上一天一夜，然后便又像朝圣者似的走回来，心中一直惦念着他。我从前从退隐庐往奥博纳跑时的激动心情当然与此迥然不同，但那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的感觉更加甜美。一路上，当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者那慈父般的善心，那可亲可爱的美德，那慈善旷达时，我流下了多少动情的泪水啊！我称呼他为父亲，他唤我为孩子。这种甜蜜的称呼部分地说明了把我俩聚在一起的那份依恋之情，但还不能反映我俩彼此相互的需要和不断相见的愿望。他非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城堡去，老是催我在我临时住的那套房间住下去。最后，我对他说，我在自己家里更自由一些，我宁愿一辈子这么跑来跑去地去看望他。他很赞赏我的坦诚，就没再提这事了。啊，善良的勋爵！啊，我可敬的父亲！我现在想到您时，心里仍多么激动啊！啊！那帮凶狠的家伙，他们把您硬从我身边离间开去，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不，不，伟大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您是而且将永远是始终如一的，而我也是依然如故的。他们欺骗了您，但没有改变您。
元帅勋爵并不是完美无缺。他是个智者，但毕竟是个人。他具有最深邃的思想，他最能掌握分寸，最了解人，但有时也受人蒙骗，而且迷不知返。他的脾气很特别，看问题有点古怪、离奇。他看上去把天天见到的人都忘掉了，可是在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心常显得不是时候。他送人礼物全凭自己心血来潮，而不是考虑合适与否。他脑子里一想起什么，便立即把礼物送给您或寄给您，不问价值之高低贵贱。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去报效普鲁士国王，前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满满一小袋豌豆，命他转交给国王。国王收到这个奇特的“推荐信”，立即任用了送“信”的人。才高智远的人之间有着一种共同语言，那是凡夫俗子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元帅勋爵的这种类似一位美妇人的任性的小小怪癖，使我觉得他分外有趣。我深信，而且后来也深深体会到，这些小小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谊在关键时刻要求他对别人施舍的种种照顾。不过，说实在的，在他照顾别人的方式方法上，与他在对人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奇特之处。我只就一件小事举一个例子。由于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一天走到对我来说实在太累，我通常便把它分成两段来走，午后动身，半路上，夜宿布洛特。居处主人桑托兹，需要向柏林求得一项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恩准，便求我转请总督阁下代为求情。我很乐意帮他这个忙，便带上他一起去了。我让他先留在候见厅里，我去同勋爵谈这事，可勋爵没有吭声。上午过去了，我穿过候见厅去吃午饭，看见可怜的桑托兹等得心急火燎的。我以为勋爵早已把他给忘了，便在入席之前，又跟他提起这事，他仍旧和先前一样没有吭声。我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在让我感觉出我很不识相，有点受不了，便不再言语，暗自在为可怜的桑托兹叫苦。第二天返回时，桑托兹一再向我道谢，说他在总督府上受到了盛情款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弄得我瞠目结舌。三个星期之后，勋爵把桑托兹所要的诏令派人送给了他。诏令是经国王御批的，由大臣下发的。勋爵在办这件事时，从不愿跟我，也没跟桑托兹说一句，吭一声，我还以为他不肯办呢。
我真想继续谈论乔治·基思。我最后的美好回忆就是源自他的，而除此之外，我的生活剩下的就只是痛苦和揪心了。一想起这些揪心事，我便悲从中来，恍恍惚惚，斩不断，理还乱，讲出来也不可能前后有序。所以，今后我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很快便因得到了国王给元帅勋爵的答复，同意我避难，从而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大家可以想象，我把元帅勋爵看作了我的辩护人。国王陛下不仅赞同他的做法，而且还责成他——我得把一切都说出来——给我十二个金路易。好心的勋爵被这样一个差使弄得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办才能使我不致感到难堪。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把这笔钱折成实物，告诉我说，他奉命给我提供劈柴、木炭，好让我开始过起小日子来。他甚至还补充说——这也许是他自个儿的意思——如果我愿意选定一个地方的话，国王很乐意让人按我的意愿为我建造一座小屋。这份好意让我深为感动，使我对前面的馈赠的计较显得小家子气了。尽管这两份厚意我都没有接受，但我已将腓特烈看作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真心实意地依附于他，以致自那时起，我便对他的光荣十分上心，一如我此前一直对他的成就不以为然一样。因为不久之后对他所促成的和平（）①，我做了一个很别致的彩灯，以表示我的欢悦。那是一圈花环式小彩灯，我用它来装饰起我住的那所房屋，而且，说实在的，我有着一种自傲的报复心理，花掉了几乎是他本想送我的那笔钱的钱数。和约签订之后，我以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光荣达到了顶峰，他将为自己造就另一种光荣，振兴自己的国家，化剑为犁，兴商重贾，开垦荒地，安置移民，睦邻友好，由欧洲的灾星一变而成为欧洲的主宰。他可以无所忧虑地放下刀剑，可以完全相信别人是不会再迫使他重新提起它来的了。我见他仍不化干戈为玉帛，便害怕他错误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只成为半拉子伟人。我为此大胆地给他写了一信，并且，以他那种气质的人生来就喜欢的那种随便的口气，把那神圣的真理之声送进了他的耳朵里。有资格听到这真理之声的君王寥寥无几。我这么放肆，只是悄然为之，只有他知我知而已。我甚至连元帅勋爵都没有告诉，我是将此信封严后交给他的。他没问是什么内容，便把信送出去了。国王没作任何答复。不久，元帅勋爵去柏林的时候，他只是对他说，我把他给狠狠地训了一通。因此，我明白了，我的信没得到好的结果，而我那热情坦率被看作一个腐儒的粗鄙无礼了。实际上，这完全有可能，也许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采用了不该采用的口气。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完全是用心良苦。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住定下来不久，有了一切可能有的保证，相信人家会让我在此安静度日，因此我便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我的一生之中，这个念头曾动过多次，在蒙莫朗西时，更是常常这么想。因为在蒙莫朗西，由于经常使用探条，我被迫常待在屋里，这就更使我觉得有一件长袍的好处。正巧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常来看望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亲戚，我便想趁此机会让他给做一件。这可能会引起闲言碎语，可我并不在乎。然而，我在采用这套新的打扮之前，还是想听听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倒是极力地劝说我这么穿戴。因此，我便置办了一小衣橱亚美尼亚衣裳。但是，冲我而来的风暴使我把这么穿戴推迟到平静些的时候再说。只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因为旧病又犯了，不得不求助探条的时候，我才觉得可以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而不致冒任何风险。特别是我还事先征求了当地牧师的意见，他对我说，我甚至可以穿上它去圣堂都不会引起哗然的。于是，我便穿上外套和皮里长袍，戴上了皮软帽，系上了腰带，就这么一副打扮去参加了圣事，然后，便觉得就这样上元帅勋爵家去也无伤大雅。元帅阁下见我这身打扮，客气说了一句“Salamaleki”（）①，没说别的，因此，我就这么定了，日后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完全抛开文学之后，我就只想过一种平静温馨的日子，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我独自一人时，从不知烦闷，即使是完全无所事事，因为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这就足以让我闲不着了。只有几个人在屋里相对而坐，纵横捭阖，胡吹神侃，嘴不停歇，那才叫我无法忍受哩。走走路，散散步，倒还可以，至少脚和眼闲不着。但是，双手抱臂地坐在那儿，谈谈天气如何，埋怨苍蝇嗡嗡，或者更糟，互相恭维吹嘘，那简直是让我活受罪，要了我的命了。为了不致活得像个野人，我便想起学着编束带。我带上坐垫去串门，或者像女人们那样坐到门口去干活儿，同过路人聊聊天。这样我就能忍受一点无聊的废话，并能让我不致厌烦地在芳邻家消磨点时间。我有好几位芳邻长得挺可爱的，而且不乏才智。其中有一位名叫伊莎贝尔·迪维尔诺瓦，是纳沙泰尔检察长的千金。我觉得她挺不错的，所以便与她结下了特别的友情，这对她大有裨益，因为我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一些重要关头还照顾过她。因此，现在，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才有了她的理智、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和幸福。在我这一方面，我也是多亏了她才得到一些非常温馨的慰藉的，特别是在一个十分凄苦的冬季，我身处病痛和苦恼俱烈之时，她常常跑来与泰蕾兹和我一起度过那漫漫长夜，巧用她那聪明才智，同我们促膝谈心，互诉衷肠，使人不再觉得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叫她为“女儿”，我俩仍旧这么互相称呼着，我希望这种称呼将永远给她和我留下亲切的回忆。为了使我编的束带有点用处，我便在我的那些年轻女友结婚时送给她们作礼物，条件是她们将来自己喂养孩子。伊莎贝尔的姐姐结婚时有了我给的这件礼物，而且没有辜负它；伊莎贝尔也有了一份，她也是一心想着不要辜负它的，可是她却未能有福分如愿以偿。我在赠送这些束带给她俩的同时，曾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轰动一时，第二封信却无声无息：友谊本无须如此闹哄哄的。
我与左邻右舍有不少来往，详情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是应该提上一笔的。皮利上校在山里有一所房子，他每年夏天都来消夏。我一直不急于结识他，因为我知道他与宫廷和元帅勋爵的关系不好，他根本就不去看元帅。然而，由于他跑来看我，而且还对我十分客气，我只好去回访他。就这样，一来二往便熟识了，有时还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在他家认识了迪贝鲁先生，随后，便相交甚笃，所以不能不谈一谈他。
迪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是苏里南的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的继承人、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他的遗孀。后者再次丧夫之后，便带着儿子来到她第二个丈夫的故里定居。迪贝鲁是独生子，极其富有，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精心培育，良好的教育使他受益匪浅。他懂得许多知识，但都一知半解，对艺术也有所钟爱，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善于推理。他一副冷峻、深邃的荷兰人模样，肤色黑红黑红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大大有助于他的这种自吹自擂。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耳朵聋，且患有痛风病。这使得他的一切举止动作都极其稳重，极其严肃，而且，尽管他喜欢争论，有时甚至争得很久，但一般来说说话很少，因为他听不见。他的整个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暗自思忖：“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哲，有他这样的人做朋友会很幸福的。”他常冲我说话，却从不对我作任何恭维，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很少跟我谈我，谈我的书，也很少跟我谈他自己。他倒并非是没有看法，而且他所说的话还挺正确的。他说话之正确与准确，十分吸引我。他在思想上没有元帅勋爵的高明和精细，但不乏元帅说话的质朴，这一点可说是与元帅不谋而合。我对他并不着迷，但因敬重而产生了好感，渐渐地由敬重而变成了友情。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忘掉了我当初不愿与奥尔巴什男爵交往的那种异议：“他太富有了。”我想我当时的看法是错的。可是，现实让我怀疑，一个腰缠万贯之人，不论他是谁，会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准则及其制订人的。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见到迪贝鲁，因为我压根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皮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根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子脾气，这得谈上一谈。
尽管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中，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至少并未避免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挺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想象不出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尊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另外，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体。我眼见领圣体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按我所说的条件同意我领圣体，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觉得这真是美不胜言。于是，我满心激动，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体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体。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①，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管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软。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根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干？操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我可以做到不失身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此处生活费用挺高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点点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子里，好引导我按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将近十年以来的信件我也没有停止挑选。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出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都哪儿去了呢？我的文稿留在卢森堡府中的那几个月中，有谁拿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不得不凭着记忆摸索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好。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但一无所获。我看到这段空白确实存在，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顶多是狄德罗的一点烦扰，德莱尔的一点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这些信能对谁那么重要呢？想拿去干什么用呢？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
确证有这一段空白之后，我又在自己的稿子中查来查去，看看会不会发现还有别的短缺。我又发现几件，而且，由于我的记性不好，致使我猜想在我的众多文稿之中还会有别的短缺。我所发现短缺的有《感性伦理学》的草稿和《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的草稿。我得承认，这后一部稿子的丢失使我怀疑上了卢森堡夫人。这些文稿是她的仆人拉罗什寄给我的，我猜想世上只有她会对这堆废纸感兴趣。但是，另外那一部以及被窃去的那些信件，她拿去又有什么用？她即使对那些信件心怀叵测，也不可能用来损害我的，除非加以篡改。至于元帅先生，我对他的耿直以及他对我的真情实意是很了解的，我一刻也不会怀疑到他的。我甚至都无法怀疑到元帅夫人的头上。我冥思苦想了许久，一直在寻找这个窃贼，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想法，认为是达朗贝尔所为。因为他已经钻进卢森堡夫人家里，可能是找到法子探知那些文稿存于何处，并窃走了他所喜欢的，不管是手稿还是信件，或许是为了想法给我造成点烦恼，或许是把可能对他合适的东西窃为己有。我猜想他是被《感性伦理学》这部书名所迷惑，以为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纲要，他可以从中找到大家想象得出的东西，以反对我。我深信他一看那书稿很快便会释疑，而且我已决心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这些盗窃已不以为然。因为那同一只贼手已不是第一次偷我了，我以前一直忍着，一声未吭。不久，我便不再去想这种不义之事，就像从未有过这种事似的，而开始聚集人们给我留下的那些材料，开始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在日内瓦，牧师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违反了教会法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向我保证说，公众会弥补议会的过失的。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侮辱继续存在，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在努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他们在暗中策划，却一声不吭，任随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让平民百姓觉着我可憎可恶，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面反对非法诉讼程序，但白白地期待了一年多。最后，我打定了主意，眼见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们所抛弃，我决心背弃我那使我寒心的祖国。其实，我从未在自己的祖国生活过，也未曾得过它的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作为对我曾尽力为它增光添彩的报答，它竟然全国上下如此一致地可耻地对待我，而那些本该出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给那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放弃我的市民权，但我在信中仍注意到礼貌和克制。我的敌人们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落难之际作出豪迈之举时，始终都很注意礼貌和克制的。
我的这一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该不为我伸张正义，于是，他们便捍卫起我来，可已为时晚矣。他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把我的事一并算上，作为多次上书的内容，写得入情入理。议会有法国政府支持，有恃无恐，对他们的要求粗暴、断然地加以回绝，致使他们更加觉得议会打定主意要奴役他们，所以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意见书的内容。因这番争吵，出了不少的小册子，但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之前，这些小册子都没起过任何作用。《乡间来信》是为议会张目的作品，写得妙笔生花，国民代表（）①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压垮了。此作乃其作者稀世奇才的传世之作，出自检察长特隆尚（）②之手。特隆尚是个才华横溢、开明远见之人，深谙法律和共和国政体。Siluit terra。（）③
国民代表们从最初的颓丧中恢复过来，准备撰文作答，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凑合着写成了。但是，他们全都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这项工作我准备并执行得十分机密，以至于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然而，我未能避免让这一作品在发表之前在法国为人所知，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者极其不同。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上来便先跟我谈一些我能与他们谈的事情。在莫蒂埃，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云云。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寡廉鲜耻的阿谀，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自报家门，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是一个路数，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该由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来看我。大家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我由于并无防人之心，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知之甚详。
譬如，我就是这样接待过范斯先生的来访。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队长。他竟然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自己的马，跟着我徒步走到拉费里埃尔，可我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玩比尔包开球而外，并无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我还接待过一次更加特别的来访。有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着自己小行李的骡子，住进客栈之后，自己刷洗干净骡子，然后便要求前来看我。看着这两个赶骡子的人的一身装束，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走私贩子，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子跑来拜访我了。他们一开口同我谈话，我便知道他们并不是这种人。但是，尽管不是走私贩子，却可能是两个冒险家，这种疑心使我一时间心存戒备。他们很快便让我心里踏实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拉杜尔·迪潘伯爵，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氏，是一位前军人，他把圣－路易十字奖章放在兜里，免得招摇过市。这两位先生都很可爱，都很有才气，他们的谈吐落落大方而又妙趣横生。他们的旅行方式极不合法国绅士风度，但与我的口味颇为相投，致使我对他俩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他们的谈吐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与他俩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现在还在来往，他们又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不再是走来的，一开始走了来倒是挺好的。然而，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觉得他们同我的兴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越感到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发觉我的作品他们并不熟悉，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共鸣。那他们到底对我何所求呢？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跑来看我？为什么一待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为什么那么殷切希望我去做客？我当时没有想到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而是自那以后，我有时候这么自己在问自己。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便未假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神情开朗，我更喜欢。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骗过那帮在去荷兰的路上等着我的邮包的人。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于是，我只好又去找雷伊，并且留着心思，一分册一分册地寄去，在得知收到前一分册之后，才寄去下一分册。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我知道它已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被看过了，而且，纳沙泰尔的德斯什尼还跟我提到过一本名为《山中人》的书，说是奥尔巴什跟他说过是我写的。我如实地告诉他说，没有叫这么个名字的书。当《山中来信》发表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斥责我撒谎，其实我对他说的只是实情。这就说明我是怎么确知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的。我深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便不得不往别的方面去猜，而我猜得最多的是邮包在邮局被人拆开过。
几乎与此同时结识的另一个人，一开始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名叫拉利奥先生，尼姆人氏。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影像，说是需要用来让勒穆瓦纳先生替我雕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斋里。如果这是为了感化我而想出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它是完全奏效的。我断定，一个想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自己书斋里的人，一定饱览我的著作，因此，也折服于我的信条，并且非常喜欢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灵犀相通的。这么一想，我很难不受到诱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非常热心，想帮我许多小忙，想插手我的许多小事。但是，我毕竟感到怀疑，在他一生中所读过的那不多的几本书中是否有我的一本。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书斋，即使有，是否物尽其用，至于那半身像，只不过是一个差劲的黏土雏形，确系勒穆瓦纳所塑，雕的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但他到处宣扬是我的雕像，仿佛它与我有点相像似的。
因对我的情感以及我的著作感兴趣而前来看望我的唯一一个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年轻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因具有令人赞赏的才华和自命不凡而在巴黎、在社交界出过风头，也许现在仍风头不减。在我遭难前的那个冬天，他曾跑来蒙莫朗西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我很喜欢。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给我，而且，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他读了《爱弥儿》之后确实晕头转向，反正他告诉我说，他要脱离军旅，独立地生活，还告诉我说他将学木工活儿。他有一位兄长，是同一个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独宠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笃信的信徒，不知是受哪一位伪善的神甫指导，对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教，甚至谴责他与我来往，实属十恶不赦。他因此而愤懑不平，欲与他的母亲断绝关系，走我刚才说的那条道，干脆做一个小“爱弥儿”。
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让我着实乱了方寸。我连忙给他写信，让他回心转意。我尽自己的可能，使出浑身解数，去规劝他，总算将他说动了。他恢复了对母亲的孝道，并且从团长手里要回了他的辞呈。他在把辞呈递交团长之后，团长审慎地未作任何处理，以便让他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考虑。圣布里松丢开了他的那些疯狂念头之后，又动了一个念头，虽说不那么荒唐，但不怎么合我口味：他想当作家。他连续地出了两三本小册子，看得出他倒并不是一个没有才气的人，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就此对他有所赞扬，没有鼓励他继续此道而问心有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俩一起前往圣皮埃尔岛一游。在这次游玩中，我发觉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他时判若两人。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矫揉造作的架势，我开始倒并不觉得恼火，但自此之后，我脑子里总要常常回想起来。当我前往伦敦，路过巴黎时，他到圣西蒙旅店又来看过我一次。我在那里得知——他先前并未告诉过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之中，并且经常见到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了，也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转告我点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但看样子对我始终无甚好感。总而言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如同与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一下子便中断了。可是，范斯并不欠我什么情，而他则欠我点什么，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蠢事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把戏：实际上，这倒是大有可能的。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非常之多。德吕克父子就相继选上我当他们的看护：父亲是在半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一动身便病了，父子二人都前来我处休养了。牧师们、亲戚们、伪善者们，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跑来，他们不像从法国来的人，为了崇拜我或挖苦我而来，他们是为了斥责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觉得开心的人是穆尔杜，他跑来同我一起待了三四天，我真想再多留他一些时日。来人中跑得最勤、最死皮赖脸、烦得我够呛的是迪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一位日内瓦的商贾、法国难民、纳沙泰尔的检察长的亲戚。这位日内瓦的迪维尔诺瓦先生每年来莫蒂埃两次，是专程前来看我的。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地待在我家，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我无可奈何地探听我的隐秘，凡是我的事他都要插上一手，可我俩之间在思想上、爱好上、感情上、知识上，都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我怀疑他一辈子是否读完过任何种类的任何一本书，甚至连我的书写的是什么恐怕都未必知道。在我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可对此毫无兴趣，而且也没什么话好跟我说的，而我也没什么话好跟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里，跟我相对而坐了三整天。我以为他会因为感到厌烦并且看出他让我有多么讨厌而识相地离去，可他仍旧死赖着不走，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为何如此有耐心。
在所有这些我只是迫不得已结识和维持的关系中，只有一个是我感觉愉快并且打心眼儿里真正关切，是我不应该漏掉不说的。那是一个匈牙利青年，他来到纳沙泰尔定居。然后，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他从纳沙泰尔也到了莫蒂埃。在当地，人们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面容讨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逢人便说，而且还暗示于我，他只是冲着我才来纳沙泰尔的，想通过与我的交往，趁年轻之时修身养性。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使我觉得与他的谈吐相一致。我以为，这个我看着无处不好、又是怀着如此可敬的动机前来寻我的年轻人，我若是将他拒之门外，那就是未尽到一个最伟大的义务了。我与人交往，从不会半心半意的。很快，他就获得了我的全部友情、全部信赖，我俩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去徒步郊游，他都相随相伴，而且也喜欢上徒步旅行了。我领他去元帅勋爵家，后者对他百般地疼爱。由于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他同我说话，给我写信便只有用拉丁文，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丝毫未使我俩交谈的流畅和热烈受到影响。他跟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务、他的遭遇，也谈到维也纳宫廷，而且对其中的内幕了如指掌。总之，在我俩相处最为亲密的近两年当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凡事不急，品行不仅正直，而且高雅，衣着整洁干净，谈吐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透着良家子弟所有的特征，令我觉得非常可敬可佩，不能不喜欢他。
在我俩过从甚密之时，迪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当心前来我身边住下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说，此人是法国政府安插在我身边的一名奸细。这一警告是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因为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提醒我凡事要留神，说有人在窥视我，在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引到法国领土上去，以便在那儿对我下毒手。
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这帮无聊的警告者的嘴给堵上，我便率先未向他有任何透露地建议他一起去蓬达里埃徒步远游，他同意了。到了蓬达里埃时，我便将迪维尔诺瓦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热烈地拥抱着他说：“索特恩无须我向他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是知人识人的。”这拥抱非常温馨，这也是心灵的一种快乐，是迫害者们所不识，也无法从被迫害者那儿夺走的。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索特恩是个奸细，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有勇气经常将他的心向我紧锁着，并且用一些谎言来蒙骗我。他跟我胡诌了一个不知什么故事，竟使我觉得他非回国去不可。我还劝他尽快动身。于是，他走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去斯特拉斯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儿把一个家庭搅得乱七八糟：那做丈夫的知道我常与他见面，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遗余力地劝说年轻妻子回归妇道，劝说索特恩别忘了为人之道。当我以为他俩已完全分手的时候，这对男女却又聚首一处了，而且做丈夫的还殷勤地将年轻人又邀至家中住下。这时候，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得知那个所谓的男爵用了一大堆谎话骗了我。他根本就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汉姆。至于男爵那头衔，是人家在瑞士加给他的，我不能责怪他，因为他从未自称是男爵。但是，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是个小贵族，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元帅勋爵，曾经去过匈牙利，他一直视他为贵族，并且是以此相待的。
他刚一离去，他在莫蒂埃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佣便声称身怀有孕了，说是他搞的。那女佣是个下流贱货，而索特恩在整个地区都因其行为道德之高尚而遍受敬重和爱戴，而且他又一向喜欢干干净净的，所以这盆脏水令大家都非常恼火。当地最可爱的那些女人曾百般挑逗他都未能如愿，闻听此事，都怒不可遏。我也气得七窍生烟。我竭尽全力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闭嘴，允诺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汉姆作保。我给他写了信，我不仅深信那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且她是装出来的，而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和我的敌人玩的一个把戏。我要他回来羞辱这个女浑蛋和教唆她的那帮人。可他回信中的软弱令我惊奇。他写信给那个下贱货所在教区的牧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一看这个架势，便不再掺和了，非常惊奇如此放荡不羁的一个人，竟能相当地克制自己，在与我过从甚密之时，以其矜持将我给蒙骗了。
索特斯汉姆从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去寻出路，但找到的只是贫困。他给我写信，诉说了他的Peccavi（）①。我回想起我俩往日的友谊，不禁心有所动，于是便寄了点钱给他。第二年，在路过巴黎时，我又见到了他，看他差不多还是那么窘困，但已是拉利奥先生的好友了。可我无法知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他们是老友还是新朋。两年之后，索特斯汉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那儿给我写过信，后在那儿去世了。这就是我俩交往的简单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遭遇。不过，我虽悲叹这位不幸青年的命运，但仍始终深信他是个良家子弟，深信他之所以放浪形骸，全都是他所处环境使然。
这就是我在莫蒂埃所交往和结识的人。得有多少这样的交往和结识才能补偿我在此同一时期所受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就是卢森堡先生之死。他在被医生们长期折磨之后，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得的是痛风，可他们硬说不是，当成了一种他们认为能治好的病来治。关于这一点，如果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先生给我写信说的情况的话，那就完全应该根据这一惨痛而难忘的例子为大人物的不幸悲叹痛惜。
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之死使我尤其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心朋友，他那极其温和的性格使我完全忘了他的身份地位，使我像同地位一样的人那样与他情深意笃。我俩的交往并未因我的隐遁而终止，他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写信。然而，我认为我也看出来了，我的离去，或者说我的不幸，使他的情感也降了温。一位朝臣对一个他知道已在君王们面前失宠的人仍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再说，我断定，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巨大影响是于我不利的，她一定是趁我离去之机，给他吹风，损害于我。至于她本人，尽管仍然装出点友好表示，但已实属罕见了，并且日甚一日地毫不掩饰她对我的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她断断续续地给我往瑞士写了四五封信，然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信了，也怪我当时仍太主观，太自信，太盲目，没有看出她对我已不只是冷淡而已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后，往卢森堡府中跑得特勤。他写信给我，说是元帅先生的遗嘱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完全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并未怀疑。这使我心里颇费踌躇，到底如何对待他的遗赠。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不管所赠何物，都接受下来，以表示对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的崇敬，因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不怎么会有友情的，可他却对我怀有一种真正的友情。但我被免除了这一义务，因为我没再听说这个不知真假的遗赠。说实在的，我若是趁我所情有独钟的人的死而捞点什么的话，那会使我因违背了我道德准则中的一条而痛苦不堪的。在我们的朋友米萨尔病危的时候，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关怀表示感激之际，暗示他给我们点好处。“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我们在对我们生命垂危的朋友尽我们伤心而神圣的义务的时候，千万别有非分之想，从而玷污了自己。我希望任何人的遗嘱上都别有我的名字，至少永远别在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的遗嘱上有。”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元帅勋爵跟我谈起了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其中留点什么给我，而我对他的回答，已在上卷中谈到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更加欲哭无泪，那就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母亲中最好的母亲撒手西归了。她已不胜年迈，不胜残疾和穷困，脱离了这人间苦海，去到善人天国，去甜美地回忆在人世间所做的善行义举，以作永恒的回报。去吧，温柔而慈善的灵魂，去到费讷隆、贝尔奈、卡蒂纳那样的人身边去吧，去到那些虽地位卑贱，但能像他们一样慈悲为怀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您的慈缘善果吧，去为您的受养育者准备好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您身边占有的位置吧！您是不幸中的大幸，上苍结束了您的苦痛，也就免去您看到受您养育者的不幸时的扼腕切肤之痛了！因为害怕把我先前所受的种种灾难告诉她而让她伤心落泪，我到了瑞士之后，就没给她写过信。但是，我却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打听她的消息。是他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安慰受苦的人们了，她自己也不再受苦受难了。我自己也很快就要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我那脆弱的想象力将不会相信我所期待于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获得的幸福美满。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不再有朋友可失去的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元帅勋爵。他没有死，但不愿再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效力了，便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还在人间，我希望他将活得比我长久。他还健在，而且，多亏了他，我才没有完全断绝尘缘。尘世上还剩下一个配有我的友谊之人，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所感觉的友谊而非人们所启迪的友谊之中。但是，我已失却他的友谊所施与我的种种温馨了，因此，我只能把他列入我仍爱着、但已不再有联系的人中了。他正要前往英国去接受国王的恩典，收回他已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在分别之时，并非没有订过一些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似乎对他和对我几乎都是甜蜜美好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下来，我将去那里找他。但是，这个计划过于让我称心了，以至于我不可能希望它得以实现。后来，他并没待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情真意切的邀请，使他回到了柏林，大家马上就可看到，我是怎么受到阻碍，未能去那儿与他重逢的。
他在动身之前，已预见到人们开始掀起的反对我的那场风暴的到来，因此便主动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似乎是对付别人可能要将我驱逐出境的一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予的。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干。但是，人们在对所有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甫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点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对我不怀好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甫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一刻也不能相信这封荒诞的信会出自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他的沉默令我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甫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就算是他说得有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在其灾难深重之时再踹上一脚，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其作者对我已是横下心来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甫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厘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据我的判断，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