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教给你什么真理，

那就是，一定要果敢；

真诚地生活，

臣服于伟大而又高尚的信条。

每个人都给予、奉献和付出，

这世界该多么美好；

可是，如果生活只是乞讨、索取和报复，

暗无天日便弥漫宽容的天空。

——巴威尔·利顿

亲爱的朋友，美名之与男人和女人，

正如最直接的财宝隐藏于他们的灵魂；

偷盗了我的钱包，

其实他只是偷了点废物，这无关紧要；

金钱，是我的，是他的，是千百万人的奴仆。

但是？如果谁盗用了我的声誉，

他抢劫来的东西虽然不会使自己富裕，

却使我一贫如洗。

——莎士比亚

某些人是可以收买的。无数的流氓无赖为了金钱和享乐，乐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行贿受贿和贪污腐败使得选举成为徒有其表的形式，这样的事情谁还未曾耳闻目睹呢？这当然不是享受自由或保持自由权利的方法，这些出卖自己的人是奴隶，而那些收买别人的人是不诚实和无道德的。他们都是自由的骗子。“我站在自由的土壤上。”一位演说家宣称。“你没有，”听众中有一位制靴匠反驳说，“你脚上穿的那双靴子，你至今还没有付钱给我。”

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大多数能意味着什么呢？”席勒说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投票应该考虑的是投票者的分量，而非考虑得票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那些摇摆不定而又愚昧无知的大多数来决定，那么这个国家是迟早要毁灭的。”

在脱离苏格兰长老会以后，诺曼·麦克劳德说，继续站在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一边，按照自己的良心所喻示的职责行事，这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管他出现在什么场合，等待他的总是嘲笑和嘘赶。“我今天看到了一座坟墓，”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它在一座保留有基督受难十字架的小礼拜堂里，墓碑上的碑铭是‘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我多么希望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让人们给予我完全同样的悼词呀！”

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的人极易受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人所摆布，而且愚昧无知的人仍然占人群中的大多数。在法国巴黎，由于妨碍了纽埠渡口的交通，一个骗子被带到了改造法庭。地方法官对他说：“小子！你是怎样把人群吸引到你身边并诈取那么多钱财的？难道就靠兜售你那‘确实可靠’的废话？”“先生”，这个骗子回答说，“当时经过纽埠的人数，您想想会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法官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大约有10000人。你认为其中有多少聪明人呢？”“哦，或许100个。”“100个恐怕是估计得太多了，”这个骗子说，“不过，我把这100个聪明人交给你们去管理，而其余的9900人则是我的主顾。”

缺乏任何诚实正直的品格、自尊，丧失做人的尊严，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人们贪污腐败行径的泛滥，否则，各方面的贿赂对他们将起不到任何效力而遭到抗拒。政府官员克扣经手的各种货物，不管是否有用于己。因此，士兵们那些粗制滥造的鞋子总是在行军途中烂坏，以次充好的军衣破烂不堪；罐装食品出现腐烂变质。纳尔斯上校神色悲伤地谈到北极地区他们那些水兵的物质供给。这些军需品由于运输途中的贿赂和贪污，到达士兵手中时已不到国家规定的现役军人物品供给的四分之一。

人们的许多做法都是违法犯罪的。一张支票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到某个官员手中，这个官员又会把它转到自己的银行户头上。因此，一个人薪水很低却可能成为富翁。公开招股公司的职员道德极其败坏时，为了清除这种影响，办公室的大门上会贴上这样一张字条：“本公司的职员不允许接受贿赂。”然而，厨师会从零售商手中拿回扣，仆役长与白酒供应商会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泰晤士报》评论说，“极大地损害着各种健康的商业关系。但是，如果任由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从公司职员和市场侵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当中，那么，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和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彻底完蛋。公务员应该廉洁和忠于职守，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有收取小费或有行贿受贿的嫌疑，那么一个精神沦丧、道德滑坡的时代就要来临。

有一个发明家提出了对政府官员进行财产登记的建议，并且要求这项工作不能交由秘书去做。“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使人诚实的机制，但是，我们恐怕做不到。”我们需要诚实的人！到处都回荡着这样的呼声。那些骗取了人们信任的人，他们的偷盗和诈骗行为往往被警察局和法院揭穿，其结果是声誉扫地。人们最需要的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是可以信赖的，当然这需要你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并以此取信于人。

国外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俄国、埃及和西班牙的情形最为严重。在俄国，官员的腐败甚至高层官员的腐败都十分普遍。无论做什么，都得留下买路钱，贿赂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渗透于每一个角落。从买卖商和管辖他们的官员之间的约定，到商品的直接移交，腐败之风极为盛行。这些政府官员的借口是他们的薪水太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花费了巨额资金，给工程师和筑路工人的工薪数目也十分巨大，但是大多数被工头和主管人员盗用了。蒙特奇科夫王子陪伴沙皇在经过莫斯科的短途旅行中，想刺激正在俄国访问的波斯大使。这位波斯人视察了黄金砌成的圆顶屋、大理石的柱子和长达数英里的店铺，但是，他对这些东西都态度冷淡，全然不以为意。最后，沙皇俯下身子在王子耳边问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让这个家伙感到吃惊呢？”“当然可以，陛下，”王子回答说，“让他看看从莫斯科修筑到彼得堡的铁路所花的费用吧。”在埃及，在亚历山大城，情报“走漏”现象是极为严重的，除非用金钱去收买当事人。在西班牙，进入口岸的每一艘船都必须事先贿赂海关官员。他们的借口和俄国官员一样，不接受贿赂，西班牙官员就不能生活下去。

即使是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也已习惯和乐意于接受贿赂。金钱可以克服无数的困难，解决许多问题。在美国，共和国的精英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行贿受贿。政府官员仅有的那点微薄的薪水是不够用的，即使是最高层领导也会接受马匹和马车，甚至是现金的贿赂。假公济私和贪污腐败正在迅速地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降低公共道德的水平。（注：见1871年1月《北美观察》。）雅各·考克斯先生认为在整个美国中为了争权夺利，道德正在沦丧。所有的村落无一幸免。在这个国家中，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它就会对每一个角落进行清扫，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在有权有利的位置。对战争的欢呼是“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虽然让人感到羞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考克斯先生说，“金钱和地位对于我们的政治就像‘美色和战利品’对于一支进驻一座被征服了的城池的军队。他们的掠夺已使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惊讶，我们已开始意识到公共事务的良心已部分死亡。”那些目光远大和诚实正直的美国政治家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为此忧心忡忡。

世界各地也概莫能外。政体的形式——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共和政体，这些都无关紧要。产生差别的不在于政体形式的本身，而是进行管理的人。如果统治者残忍自私，那么政治权力就是一种祸端。如果统治者富于理性而又公正无私，政治权力就将是社会的最大福祉。如果自私从统治阶级开始，那么整个国家都会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邪恶自上而下蔓延，渗透到每一个阶级，甚至是最穷困的阶级。人生的历程就仅仅是为了钱财和自我。一切原则都被废除，诚实正直成了被人遗忘的美德。信仰渐渐化为乌有，社会成了一个争夺金钱和地位的战场。

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拒绝出卖自己的人。即使穷困潦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为人生的职责所感召，他们也会拒绝被金钱所收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追求财富是被一个勇敢的人所不齿的行为。所以，部落首领往往是该部落中最贫穷的人。在以色列、希腊和罗马人中，部落的功臣都是些穷困者。当伊利沙被任命为以色列先知时，还正在耕田。辛辛纳图斯被任命为罗马军队的统帅时，正在田野劳作。苏格拉底和伊巴密浓达都是古希腊最贫穷的人。耶稣也是如此，可他却是我们信仰的缔造者。

缘于他的不屈不挠和诚实正直，阿里斯蒂德被人称为“正义”的化身。他拥有毫无瑕疵的正义感、无懈可击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一生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指挥了柏拉提战役。虽然他是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但死的时候却非常贫穷。没有什么能够收买他，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他背离自己人生的职责。据说，雅典人品德变得更为高尚，是因为阿里斯蒂德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阿里斯蒂德曾出席过埃斯库罗斯的一场悲剧演出，当演出说出了一句关于善良美德的台词时，观众的目光都不自觉地从演员身上转移到了他身上。

雅典将军福基翁被视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见之明的人，被人称为“善良”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希腊后，他想方设法企图让福基翁归顺自己。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无数的珍宝，并让他从雅典任意挑选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丝毫不为所动，不肯给自己的品格沾上污点。“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想使我获得新生”，他说，“那么请让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这位雄辩家却是个可以被收买的人。当赫普琉斯被亚历山大派往雅典担任首领时，那些演说家们都紧盯着他的金钱，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诚实正直的雄辩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狄摩西尼去拜访赫普琉斯时，这位首领注意到狄摩西尼对他的一个精雕细刻的茶杯非常欣赏，他请求让他掂量掂量这个茶杯的轻重。“这个杯子值多少钱？”狄摩西尼问道。“它可以给你带来20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赫普琉斯回答说。当天晚上，这个茶杯里面装着20个塔兰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里，狄摩西尼没有拒绝这份礼物。当时的处境导致了这位演说家的耻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杀了。

与此相反，西塞罗不仅拒绝来自敌国的礼物，而且拒绝来自朋友的任何礼物。在他被人刺杀后的一天，恺撒发现自己的一个孙子手捧着一本西塞罗的书在阅读。这个小孩儿试图把书隐藏起来，可恺撒把书从他身上拿了过去。在匆匆浏览一下之后，他把书还给了这个小孩儿并且说：“孩子，这是个雄辩的人，并且是个爱国者。”

在被迫逃亡时，有人问拜尔斯，为什么不像他的同胞那样，带上一些私人财产。拜尔斯回答说：“你的奇怪毫无道理，我其实已带上我所有可贵的东西——诚实和正直。”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脱下帝王所穿的紫袍一段时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邀请他重新执掌政权。戴克里先回答说：“看看我在萨洛纳所亲手种植的蔬菜和快要成熟的瓜果，看看我在住宅周围所种植的花卉，你就会明白：我不会为了追求权势，而迫不及待地放弃我现有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工作，他身上蕴含着勤奋吃苦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给劳动者以坚韧不拔，给勇士以胆识，给政治家以坚定。劳动关闭了通向不诚实的第一条道路，开辟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激发了人们完成每一个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责的活力。因此，罗马人希望戴克里先回到他的政治职责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