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拜亚尔死后，福兰西斯一世才认识到他失去的这位骑士的价值。福兰西斯是根据个人偏好而非属下的诚实与高尚来判定他的部队行为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国王说道，但为时已晚，“一个伟大的人，单他的名字就使人害怕和敬仰，事实上他应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占据更高的地位。”在巴维亚战争中，福兰西斯一世“失去了除荣誉之外的一切”。他觉得他的损失太严重。“如果，”他说，“拜亚尔勋爵，还站在我的旁边，以他的勇猛和经验，足能抵得上100个将军。啊！拜亚尔勋爵！我多么地想念你。如果你活着，我宁愿不在这里（一切由拜亚尔做主）。”然而国王悔之晚矣。拜亚尔走了，而且是他使自己成为了俘虏。
拜亚尔具有男子汉气概，高尚而纯洁。他毫无瑕疵并无所畏惧；他公正、慷慨、仁爱而真诚；他的勇气总使他化险为夷；他鄙视富人，除非他们也善良；他分发了他所有的金钱；他从不拒绝帮助他的邻居，而且一切总是秘密而善意地进行。据说他为100多名高雅而朴素的失去父母的女孩提供了嫁资。寡妇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和安慰。他对所有手下人都很友好。他会给士兵重新配备武器，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并帮第三者还债。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他的士兵抢劫的东西在没有归还之前，他不会离开。他痛恨诽谤者。这些品德在他童年时代就开始显现，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成熟。他的声望和荣耀赢得了许多后人的尊敬和羡慕。
保卫国家的战争是荣耀，征服别国则是耻辱。然而侵略战争通常披着传播文明的外衣。在此种情况下，征服者往往是一些贪得无厌的家伙。爱国主义精神则是充满热血的激情和高尚的思想，它来源于人们对国家无私的爱。谁不同情塞蒙帕西的阿诺德·冯·温克雷德、班拉克的布卢斯、茵斯布卢克的霍夫？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了无数的国人，人们永远铭记他们留下的有关职责的思想。
爱国主义与全球性的博爱不能共存。前者被家乡情结缠绕，是一种纯情、一种热烈的同情、一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它极易受到感染。它不同于个人中心情感，后者浪费时间于游乐、轻浮和冷淡。每个人都应有这样一种观念：他是一个创造链中的一环，尽管他热爱国家，但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需要奉献。
爱国精神、崇高、士兵气概在华盛顿的一生中达到了顶点，他是18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绝非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天才、纯情和宽容。他的英语口音是一份绝妙的遗产。他来自国教区的德汉县，他的祖先大约于1657年移民到美国的弗吉尼亚。
乔治·华盛顿的品性是如此之好，以至在早年他就被任命于责任重大的岗位。他敏捷、服从命令、有责任心。19岁时他担任弗吉尼亚的副官，少校军衔。23岁时在弗吉尼亚被提名为殖民地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与英军合作抵抗美国西部的法国武装。他从成功和失败中得到锻炼，这养成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华盛顿的生平已书甚多，他的自我牺牲精神、纯洁的动机，只简单提及，就可唤醒有关他一生的全部内容。这两者使他完成了解放国家并使美国独立的任务。没有人比他更纯洁、更自我克制。胜利时，他没有欣喜若狂；失败时，他也镇定自若。他宠辱不惊地表现出纯洁而宽宏大量的气质。人们难以确定应该最钦佩华盛顿的什么：品德高尚，还是爱国热情，抑或是行为纯洁？
在结束对一些州的演说及从总司令位置退下时，他说：“我不断祈祷，上帝将使你们、整个国家和对国家的治理在他仁慈的庇护下；他将培养国民的从属精神，使其服从于政府，拥有兄弟般的情感，彼此相爱，爱整个国民，特别是爱在田野劳动的兄弟们。最后，他将特别乐意驱使我们走向公正、怜悯、自助、谦卑、胸怀博大，这是上帝自己的品质；没有谦卑，我们就不能希望建设一个快乐的国家。”多么简单，真实而优美的语言。
谈及士兵的生命，不提及威灵顿公爵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是英国的拜亚尔。职责是他生命的主要原则，是他的第一词汇和最后词汇。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所，他都坚定不移地信奉它。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威灵顿公爵眼里只有一个目的，即尽最大的努力奉献于国家，提高服务国家的技巧。他对荣誉和权力从未动心过，他的个人抱负满足于其职责。
在作为团部官员时，他深入了解所要从事的工作，不久之后，被任命为营长。无论命令要求他干什么，他都能精神饱满，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认真地干好事情。服从是他的另一特点。例如他在印度指挥大量部队，并管理相当于欧洲许多王国之和的事务；从印度调回后，被任命指挥在萨斯色斯的一个步兵旅，尽管反差巨大，但他仍是毫无怨言。当人们幽默地嘲笑他优越条件的变更时，他回答：“我吃着国王的饭，他要我干什么，那都是我的责任。”
对他来说，帝国政府就是国王的政府。御座是权力的源泉，它不仅是荣耀，更是人民享有权力和特权之源。然而，御座沦为被法律甚至习俗所包围，被最为恭顺的臣民所簇拥。因此像查理一世时期最好的骑士一样，为了皇冠及国家的神圣，他随时准备赴汤蹈火。
无须再谈及他的勇气。在步兵部队和火炮部队，将军应该指挥而非战斗，职责不要求将军去面对危险。然而，如果需要，威灵顿公爵经常以他一贯的英勇出现在危险地点，或在攻击部队的前方，或其他哪里。在阿塞战斗中，他的两匹战马被敌人打死于胯下；在都罗战役中，他被一队法国骑兵包围，而手握利剑，冲出重围；在沙拉曼斯，他腰负内伤，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他的帽子。纳皮尔说：“在沙拉马尼卡的那个晚上，我在附近，火炮和步枪的火光随处可见，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在眼前如此清晰。他独自一人，驰骋在战场上，火光在他额头闪耀，他的目光像鹰鸷迅速而尖锐，声音却很冷静甚至甜美。”
公爵的耐心超乎寻常。1810年在托列斯·威德拉斯被麦西拉的部队包围时，他属下的军官几乎要反叛他，要求返回英国。他说：“此刻，我们这有7个军官要回家或已经回家，除了我自己和坎普贝尔，国家却没有人带领部队出来。他们几个在后期行动中开小差的结果是我必须有义务兼任骑兵团和高级警卫团指挥官，几乎在同一天，我成为两三个军团的司令。”
在国内，报纸利用这件事攻击公爵，并诋毁“他不敢在战斗中冒险”；那些贵人、市长和伦敦的枢密院，敦促国王调查公爵的行为。众议院诋毁他，首相推波助澜。然而，威灵顿坚守在托列斯，他有英国部队支持，葡萄牙人没对他干什么。对于英国报界的指责，他说：“我希望大英帝国公众舆论不会被报纸上的几段文字所影响，在这一问题上，那几段文字根本不会改变公众的舆论和情感。所以，我（我更有理由抱怨那些诽谤性文字）决不会在意他们，也不会制造矛盾，也不会发表声明以回击这些众多的无稽之谈。”对于来自尊敬的市长和市政务院的威胁，他说：“他们可以做他们喜欢的，但只要计划还能执行，我就不会放弃。”
英国军队在托列斯·维德拉斯战役后期挫败了法国，最后法军撤退。公爵紧追不舍，法军为了轻装后退毁掉了大部分锱重武器。溃兵以掠夺、烧毁农舍为乐；许多村民被吊死在路旁，仅仅是因为他们表示了对法国侵略者的不友好。法军撤退的路线从他们路过村庄时纵火的浓烟可看得一清二楚。公爵在芬德斯·德洛罗袭击了马塞那的部队，并给以重创。随后攻击了阿尔梅帝亚、绥旦德·罗德里高、巴达乔兹，打败了沙拉马里卡的马蒙特，很快就进入了马德里。很奇怪，西班牙的米兰达旅长当时手下只有不足43人，威灵顿将军一路乘胜追击到马德里，这时他已只有一个军官相随，那个人就是菲兹罗莎美塞特勋爵。
威灵顿对所经过国家的人民都很仁慈。西班牙人害怕英国人，但更害怕威灵顿的部队。西班牙军队到哪里就抢劫到哪里，而英国部队则禁止抢劫。但后者的资金和运输工具就受到很大限制。当威灵顿的部队在追击马塞那时，他的士兵拿了老百姓的木头烧，慷慨的公爵从自己的口袋里付了钱。他说：“部队的使命之一是对不幸的居民施以同情，保护其财产免受抢劫。”
他部队中的西班牙士兵通过多种途径，散布对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公爵仍坚持，“平和的居民应该受到尽可能最友善的对待”。当西班牙士兵进入法国时，立即开始烧杀掠抢。公爵发现此种情况后，立即命令他们回国，并在没有西班牙士兵的情况下发动阿兹之战。他对唐·弗雷尔说：“我决不允许抢劫的发生，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抢劫，那我就必须任命别的指挥官。”
在国内，威灵顿所得到的支持很少，他没有权力对他土兵的英雄行为以奖励。法国将军则有权通过提升职务来激励士兵的士气，威灵顿则不能，所有的提升都是国内掌权者说了算。从未离开英国的军人都是越过威灵顿将军而得到提升。
弗勒谢尔将军，他用壕沟防御托勒斯·维德拉斯，指挥攻打西乌达德·罗德里戈、巴达乔兹、伯戈斯和沙拉马尼卡等地，然而真正任命他为将军则是3年后的事，那时他在圣塞巴斯帝安战壕中已被一个炮弹炸死。英勇的不屈不挠的瓦特斯将军则于1815年在滑铁卢得到了他于1809年攻打多鲁时就要求的军衔。是的，无奈之下的威灵顿只能不断地通过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来报告他的有价值的战绩。
他的士兵欣赏他为改变条件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他们为他挽救士兵生命的热情而感动。他们敬佩他的公正、真实、公平、无偏见。他对手下的官员和士兵总是赋予完全的信任。他原谅的士兵多，惩罚的士兵少。遵守纪律绝对必要，但他总是用最有利的眼光看待士兵的错误。一次，一位军官在敌人面前表现软弱，他没有将其送到军事法院，而认为这位可怜的人仍有可取之处。他说：“我宁愿让其退伍，而不愿驱赶他出军队。”一次，一名军士偷了同伙的钱，被判了刑，原因是一名妇女诱使这位军士犯罪，他以前的品性良好。公爵原谅了他。他又当了官，并执行军事任务，后来成为英国的优秀军官。
威灵顿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服从品质，他能做到非常冷静、文雅和迷人。他从不发布命令，只是恳求和要求。在与军官的谈话中，他恳请他们不要对下等人使用粗话。他说：“粗话完全不必要，可能使人受到伤害，但绝不会让人心服口服。”
即使在战争中，他对士兵仍抱有最伟大的同情。纳皮尔说，公爵在一旁默默地流眼泪，在他得知前方的2000名士兵度过那个可怕的夜晚之时。6月18日清晨，休默医生来到公爵房间向他报告在瓦特鲁战斗中的伤亡情况，他发现公爵躺在床上，因一夜未眠，他脸没刮、没洗。公爵醒来后，坐着倾听伤亡报告，报告很长，医生不时抬头看着公爵，他发现他的拳头紧握、满脸泪水。
同一天，公爵写信给他的朋友马歇尔·比雷斯福德，信中写道：“伤亡震撼了我，我对战争的所谓得失已冷淡。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战争，失去这么多老朋友和同志，我的心已经碎了。”在给阿德尼勋爵的信中，他写道：“这样的胜利对我毫无安慰。”是的，他赢得了巨大的战争，盟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他骑马穿过田野，听到伤病员的喊叫声、呻吟声时，这位武士迸发出炸裂般的情感说出了难忘的词句：“世上除了失败之外，再也没有比胜利更可怕的事情了。”
后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他说：“我是在战场中应该牺牲而没有牺牲的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有国内战争，我将牺牲自己来避免它。”
公爵是一位仁慈的人，他保护西班牙免遭自己士兵的虐待。他甚至保护敌人。在塔拉维拉战争之后，英国人给古斯塔的士兵以打击，以免他们杀死或者肢解受伤的法国人。M。查特欧比尼德说：“我仍对威灵顿公爵抱有太多的敬意。真的，我们感动得流泪，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受尊敬的人，在葡萄牙撤退期间，给每个活着的法国俘虏两个畿尼（旧时英国金币），让他们安心回乡。”
公爵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此类事件息息相关。在印度，他医治并培养都尼帝阿的儿子长大成人，当时小孩躺在一群伤员中间，奄奄一息。他热情地帮助弗兰西斯将军恢复健康——当时他被西班牙人抛弃并处于自生自灭境况。他放走了年青的马卡里拉斯和许多西班牙政府残酷行为下的受害者。他焦虑地保护着法国伤员，以避免遭受葡萄牙士兵的愤怒攻击。“依据战争法，”他说，“他们应在我的保护之下，我也决定向他们提供这种保护。”他允许法军外科医生参加伤病员武装，在营地巡逻，以保安全。对敌人，他也抱有相同的荣誉感。在印度，有人提议暗杀都尼帝阿瓦以结束战争，他轻蔑地否决了这种提议。西班牙国内有反叛迹象，他断然拒绝支持反叛分子的建议。他眼里的军事胜利只属于能力和勇气的荣光，而非通过别国军事政变来取得。
在托勒斯·维德拉斯，爱斯林亲王焦急地察看英军防线。他在一法军炮兵连的掩护下，在一座低矮的花园墙壁上支起他的望远镜。英国军官看着他，他们可以制服这位“统帅”，于是发了一枚炮弹，以提醒统帅注意危险。这一炮非常准确，把亲王支撑望远镜的墙打倒。马沙理解这一谨慎的提示，他命令炮兵连开走。
威灵顿在瓦特鲁也是如此。当公爵正在观看法国工事构建时，一个火炮军官骑马赶到，指着拿破仑站的地方，“我们的炮火很容易够到他，打翻他们几个绝对不成问题。”“不，不！”公爵回答道，“在大战之中指挥部队的将军有别的事情要做，而不是互相射击。”
皇帝倒台后，威灵顿拒绝了处死拿破仑的要求。他说：“杀死拿破仑，我们的子孙将引以为耻。”在给查尔斯·思特瓦特的信中，他写道：“布拉奇希望杀掉拿破仑，但是我告诉他，我抗议。我坚持按公意办事。作为朋友，我建议他不要与这卑鄙的勾当有牵连；在成为迫害者的问题上，我与他泾渭分明；并且我决定坚持如果君主被处死，他们就是刽子手，而我不是。”
他这样急切地保护拿破仑，真是一个奇迹。拿破仑曾拿出1万法币给那些烂崽，试图暗杀威灵顿公爵。
公爵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希望他的下属与他一样。1809年，他给克勒曼将军的信中写道：“英国军官送来假释犯，你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逃跑，如果逃跑，我再给你送来。”公爵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贿赂收买不了他，威慑吓不倒他。身处卑微时，他会说：“下命令吧！我服从。”是的，他的服从、正直和忠诚是完美无缺的。他关心别人，不考虑自己，不嫉妒。他决不为自己美言而与人争功，注重自己和下属的声誉。出错时，如在伯格司，他完全承担错误。他支持戈汉曼、西尔、克劳福德反对国内的诽谤。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精神，这使他鄙视不公正和污蔑。当马德里市长赞美他时，他不说自己的功绩，只说：“战争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威灵顿最伟大的品质在于他的强烈责任感。履行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是他活着要干的唯一事情。即利用一切方法，一切机会，用尽最大的能力和发挥最大的资源去取得最大的成功。持之以恒的要求和毫不动摇的决心，保证了他一生责任的言行合一。对于我们来说，观察他的和睦、纯朴和坚强的品质，并加以理解和效仿，这对形成自己的个人品质是大有裨益的（注：见托马斯·比尼所著的《威灵顿》）。布莱尔蒙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他是一个时代创造的最自豪而又最真实的人。他最聪明，视保卫英国王权为其神圣的职责。”
以国家的建立为例，普鲁士当时在拿破仑的统治之下，政府是一个空架子，它是法国皇朝的附属国，凡·思特尼前来拯救他的国家。1807年10月，思特尼构想了一个解放国家的计划，这个计划便是充分赋予人民自由。其核心包括一些激烈的语言：“国家的外部损失，必须用我们的内部力量加以弥补。”他说，皇朝的力量不在于贵族，而在于人民。“唤醒人民，给他们以自由、独立、财产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让我们解放农民，因自由的劳动能使国家更有效率；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恒产能增加一个人保护国家的勇气。把市民从独裁中解放出来，并监护贵族，因为工厂和城镇的自由会给古老的德国人民以骄傲。告诉贵族，贵族立法只有在他们的行为无害于国家、人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他们必须纳税，并剥夺武力上的特权。资产阶级不要满足于卖弄学问，而要向人民学习，与人民一起生活，适应时代的生活标准。”
这就是思特尼炮制的计划。威勒齐因保护贵族而被罢免，歧视性的法律被废除，市政体系得以建立，普鲁士青年逐步而广泛地训练使用武器。就在此时，拿破仑已听说了“一个思特尼”，一个着手解放普鲁士的思特尼。1808年，思特尼被迫离职，到奥地利避难。不过，他的计划正被他的继承者康尼特·凡·哈德伯格周密地进行着。不久以后，雷谱系科战争爆发，拿破仑的部队撤回法国，思特尼的部分计划得以进行，然而，他提出的全国代表制被无限期地推延。农奴制被废除，普鲁士的财产制度得以建立。思特尼死于1831年，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坚定品质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大约3年以前，思特尼纪念碑在柏林落成，法学教授格思雷特博士号召人民记住这位历史上的英雄，记住他为普鲁士所做过的事情。他说，思特尼证明了宗教是道德生活唯一真实的基础。除非有爱国精神、与邻友爱的热情，否则，感官上的快乐、无聊、富裕彼此是不能中和的。除非有民主的存在，否则宪法就是一种相对的冷淡。“我们感激他的教导，他是一个实干家，活力、爱国、真实而忠诚。由于深深地敬畏上帝，人与人相互之间隔膜的虚伪面纱被撕下，彼此消除了害怕。他不畏艰难，订立规则，指导人们执行。他怀着君子般的愤怒去抨击害怕、胆怯、自私、假装、傲慢、粗鲁和专横等这些不良品质，并大胆地与偏见和陈腐作斗争。这是上帝仁慈的委任，这位可敬的思特尼，这块宝石，我们的根。他是一位坚定的有活力的改革者。竖立这块纪念碑是帮助我们记住这位离去的政治家，现代德国所有的惯例都有他的思想痕迹。我不吹嘘这块纪念碑是光荣的象征，这种想法会玷污他纯洁的思想和行为。但碑文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不是光辉之碑，而是感恩之碑，不是胜利之碑，而是感谢之碑。”
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用自己的眼睛已经看到这个国家逐步出现的活力。40年前，意大利前途黯淡。自治政府的能力，虽然曾一度被认为是意大利的荣耀，但是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人民已经丧失了旧时的政治品质。在拿破仑倒台后，意大利被一群绝对主义者分割，他们以铁的手腕统治着人民。直到1848年，撒底尼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大胆地宣布了立宪政府的基本原则。那年，一场伟大的战争席卷欧洲。巴黎街头路障林立，路易斯·菲力普国王流亡英国。柏林，军队和人民巷战，城市处于紧急状态。波兰爆发起义，后被残酷的屠杀所镇压。米西纳被那不勒斯国王所炸毁。波普流亡到戈尔塔，罗马共和国建立。米兰人民起来反对奥地利人并将他们赶出国土。威尼斯也步其后尘，在麦尼灵的领导下，建立了临时政府。
哈里思·阿尔伯特去增援米兰人，将奥地利军队赶回都灵，并在纳华那将其击败，收回了叛乱省份。国王在其儿子威克多·伊努曼尔的逼宫下退位。年轻的国王把剑指向了奥地利军营，说：“把奥地利人赶走！”当时，这话近乎吹牛，然而目标实现了。马歇尔·拉德滋克提出废除由他父亲创立的人民立宪宪章，而效仿奥地利的专制政策。年轻的国王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宣称要尽快签署文件，准备与所有的君王断绝关系。他说：“王室只知道流亡的道路，而不知道耻辱为何物。”拉德滋克，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位征服者，但不得不承认年轻国王的伟大。他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将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有能力的政治家群起支持国王。在纳华那取得成功过程中所经历痛苦的日子里，卡温说：“存在一天就多一分收获。”当与俄国的战争爆发时，撒底尼国王只派了15000人的军队到克里米亚，这是大胆的行动。有人告知卡温，撒底尼的步兵在泥水中作战，他惊异地嚷道：“意大利将从泥巴中诞生！”奥地利非常愤怒地注视着撒底尼国王力量的增长，威胁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威克多·爱猛麦尼尔发表宣言：“奥地利正在我们边境增加部队，威胁要侵略我们的国土，其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民主，这里的人民与统治者和谐相处，因为意大利在发出呐喊。奥地利胆敢问我们，谁为自卫而武装？它要我们放下武器而屈从于它的仁慈，那污辱性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它应有的回答：我拒绝它的要求——士兵们，武装起来！”
拿破仑皇帝与撒底尼国王组建了联盟，向奥地利宣战。战争开始了，奥地利士兵相继撤退到门特比洛、帕雷思特洛、马几尼塔、马里格那鲁和索菲利鲁。一纸威拉发尼卡条约结束了战争，这样，伦巴蒡、托斯卡纳、帕麻、门德纳和巴那格那统一为北意大利。随后，格里巴勒帝动议侵略西西里区，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格里巴勒帝只身乘坐火车进入那不勒斯。王国从来没有这样被征服过，但是，时代变迁，人民倒向意大利联邦。威尼提亚和罗马是最后加入联邦的。
意大利已经融合为一个联邦并团结起来，建成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这是欧洲最有力的国家之一。几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已经逐渐变得伟大。我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最伟大的道德征服。民族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只有经过多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一个民族才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请不要遗忘战争的恐慌。欧洲到处都是军队。科学只为战争服务，制造各种武器：来福手枪、迷你枪、格林机枪、马丁尼·亨利炮、水雷和其他战争武器。民族之间都彼此警惕地监视着，任何轻微的挑衅都相伴着巨大的复仇、霸权乃至征服的战争。在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
欧洲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欧洲东部。俄国攻占了土耳其，经过残酷的较量，土耳其人被赶到君士坦丁堡。当战争的光环消退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战场：军事联盟、指责、得意忘形、英雄行为、胜利的荣耀。在1879年5月，罗斯先生陪着斯戈比罗夫将军参观西普卡关口。（注：《塞洛瓦和西普卡（修订版）》，作者金纳尔德·罗斯。见《绅士杂志》。）罗斯将军说：“在西普卡村庄附近，斯戈比罗夫将军走出帐篷，在他的指引下，我们一队人观看了地形。刚走出几步就看到4棵山毛榉树树荫下立起的木制十字架。将军立即脱帽，我们大家都脱帽致哀几分钟。走开后，将军告诉我，那是英雄之墓，在战斗的那天，我特别命令要把十字架立在他的墓上，以便标识他安息的地方。他仅仅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良好家庭。战争期间，受军队的热情和神圣的俄国军队的正义事业所感染，他逃离学校和家庭，独自来到战场。在攻打普罗旺时，我接受他为志愿兵，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在色挪华指挥第三十二团攻击中心据点。满腔热情和全不考虑危险的他，英勇迅速地带着他的人走上战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前进，最终进入据点时，被敌人的刺刀刺进了胸膛。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却是英雄的一生！”
这就是英雄主义；其次才是结果。“穿过溪流，我们进入那个小岛的中心据点，呈现在眼前的是什么景象啊！据点所有门的周围都散落着破碎的弹筒、炮弹片、破烂的军服，好像战争就在前几天刚刚结束。据点内部的恐怖景象是我没法想象的，几百号人被匆忙地埋在那里，雨和雪敲打着尸体旁边的松土，狐狸和狗吃掉旁边还没埋掉的尸体，据点底部到处是尸骨。这些骨头混合成奇形怪状，但都已被太阳和雨水漂白。
“‘看看这些已不再呼吸的嘴！看看他们怎样地嘲笑你们大家！然而，他们曾经与你们一样！’这以后我们似乎经历了战争的震撼，这个地球被泥土所覆盖，这些泥土是：骑手与马匹，朋友与敌人，但事实上都没有这个场面的一半恐怖，这一恐怖景象出现在战争骚动16个月以后。当我们盯着这堆尸骨存放所时，斯欧比罗夫将军对我说：‘这是一种光荣！’我回答道：‘无论如何，是的，将军，擦干眼泪比流血更好。’他回答道：‘对，但我是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