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我看见了普希金；

他是那样的年轻，

他成了我的朋友。

他不能讲话，

我只好从书本上倾听他。

我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行走，

一面观望着他，读着他的书本。

他用他那些诗歌为我揭示了

人们和大地的生活。

当他和我一道

在那些城市和草原的

自由辽阔的土地上空

飞翔，

在透明的空气中他是那样的透明，

笼罩着他面容的，

是像幻想一样的

宁静的自豪。

——《普希金》

聂鲁达满怀激情地读着普希金的诗，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认识俄国，更好地了解苏联。他买了一套普希金作品全集，有11册，还买了各种版本的普希金作品集。几年后，诗人向智利大学捐赠的那批书籍中，就包括这些从涅瓦河畔买到的珍贵书籍。

当诗人坐在庄严的纪念会大厅里，一种特殊的感觉传遍全身。当年在特木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借给他的俄国小说，是他和这个如此遥远的国家的第一次接触。这些小说，一直是诗人一生中最爱读的作品。转瞬光阴，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从小就渴望认识的国家，脚踏在这块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大地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27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艺术学校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聂鲁达，大会由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主持。大厅里座无虚席，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参加了大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聂鲁达最好的朋友，正是这种朋友加同志的情谊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之中有尼古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1896—1979），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俄罗斯作家。曾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协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谢苗·基尔萨诺夫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奥瓦季·萨维奇奥瓦季·萨维奇（1896—1967），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基尔萨诺夫后来曾多次访问智利，成为智利人民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聂鲁达的至交。他把聂鲁达的诗出神入化地译成俄文。聂鲁达对他极为赞赏，说他“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辞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而奥瓦季·萨维奇则不仅是聂鲁达也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作的译者。聂鲁达称赞他：“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

晚会上爱伦堡作了讲演。他是聂鲁达《西班牙在我心中》的俄文译者和作序者。而聂鲁达则为爱伦堡的《消灭侵略者》的西班牙文版作了序。这部作品中的文章，在战争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苏联报纸上登载，成为射向法西斯的子弹。爱伦堡在发言中阐述了他为《聂鲁达诗集》俄译版所写序言的内容要点。这部诗集几天后就由苏联国家文化出版社出版。爱伦堡这篇序言也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它是苏联聂鲁达研究的开端。从此，聂鲁达研究成为苏联美洲文学研究家们的重点课题。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之多。聂鲁达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俄文，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苏联境内使用的其他多种语种，如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

聂鲁达参观了工厂、农村，把他的诗带进了厂房，带到了田野上。他为人民朗诵《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他的诗在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走着、看着，有时似乎在走神，好像对所参观之处兴趣不大。但不久，在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他对所到之处出人意料的细致而又独特的描绘。他那看似怠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着，以一种极有个性的视觉和方法观察、表现现实。

苏联人总爱向来访的外国客人问：“你想去哪儿？”当问到聂鲁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一样，同在诗人心中。“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把西班牙和斯大林格勒融合为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引用了聂鲁达的诗：

……还有那些背靠着墙壁被处决的西班牙人，

他们一齐询问，是不是斯大林格勒依旧活着；

还有那一列列被牢狱生活所折磨而深陷的眼睛，

它们用你的名字刺穿墙壁；

西班牙因你的流血牺牲而鼓舞起来了，

斯大林格勒啊，你曾经倾注你的心灵给西班牙，

当西班牙像你现在一样被英雄们的血所肥沃着的时候。

——《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

在这第一次苏联之行中，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斯大林格勒——这座诗人曾为之献上两首情歌的英雄城市是一定要去的。聂鲁达站在伏尔加河岸上，望着深暗色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战争的炮火已经停息了4年，正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一座在废墟中崛起的全新的城市矗立在诗人面前。诗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

一切仿佛都很平常，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炎夏中的斯大林格勒，无数高楼大厦耸立，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狗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信封在匆忙赶路……但是4年前，这里的一切都曾经倒塌过，躺在灰烬里，躺在战争的血泊里。是的，这儿的一切都曾倒塌过，但是除了“那些日子里的人，/苏维埃国家的兵士”，他们坚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屋，与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战，争夺着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的土地。于是，“在这儿，用鲜血夺回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我们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在这儿，“斫断了/那个紧紧地套住/历史脖颈的绞索”。

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极寻常的太阳/照耀人们的和平生活——/胜利才踏着这神圣的土地的灰烬/来到了这儿”。

今天，这书本，这面包，

这早晨栽上的松树，

这充满阳光的大街

（它刚刚离开了那张

建筑家冒着战争风暴

绘制好的图纸），

这一旁走过的姑娘，

这只在阳光下、在灰尘中的狗儿——

这一切全都是奇迹，

是鲜血创造出来的奇迹，

是钢铁和党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们的新世界的

奇迹。

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是从地上/而是从人们心坎里修建起来的”。如今：

在这个夜里什么都有——明朗，月亮，辽阔，

纯洁和决心。

而在那高高的地方

是洋槐的枝条，

是绿叶和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