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便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这个问题又一次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现实历史。这些被拉动出来的飞地经济与社会，与那些无法被外部拉动的庞大乡村地区，会形成深刻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如若走反，就会在内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种局部性的发展。

要实现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绕不开的选项；革命的代价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几乎无法避免。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

实现了自我整合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出现失衡。中国因其超大规模性，对化解这种失衡有着特殊的责任；同时，失衡有可能对于全球化造成伤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对化解失衡也有着深刻的利益关涉。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过往的许多精神资源，在解释这种新的格局时失效了；我们过往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所依凭的参照系，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失效了。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发现似乎越来越难以理解自身与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国的历史、重构我们的史观便成为一种必须，如此才能让我们获得精神自觉，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含义，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

新的历史叙述必须能够在以下诸方面发现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之上的一致性：在空间意义上，发现中原与非中原地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在时间意义上，发现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在精神现象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此，则内安边疆，外安四邻；如此，中华民族潜意识当中的普世主义冲动、直观可见的超大规模属性，以及其中所隐含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潜力，才能真正地获得释放和通往建设性的方向。

在对中国历史做过如此反思的基础上，本书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从内部来看，它是个体系，从外部来看，它是现代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中国也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笔者与“大观”学术小组的诸位同人共同研究已历八年之久，其间通过激烈的学术争吵而发现真问题的过程，为了理解真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思想操练，以及因各种机缘而得以参与的实践，实令笔者受益极丰。“大观”小组的诸位同人各有术业所长，在相互砥砺的过程中，让笔者不断见识各种跨学科的视野，见识各种思想的张力。本书便是在这八年来思想砥砺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书中有何错漏，文责自应由笔者承担。

由于本书所要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叙述，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必须在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这数千年的复杂历史、百年来的成败兴衰，以及这一切与世界的关系，给出统一连贯的解释框架。

笔者深知，此书所涉问题过于宏大，所触学科过于庞杂，以笔者的浅陋见识，在各种领域的讨论都只能是浅尝辄止，对任何一个领域的文献的理解与调用也必定是挂一漏万。唯望书中所触及的学科与话题领域的专家，原谅笔者在专门领域的见识不足，而在笔者所尝试构建的整体框架上给出更多指教。

笔者也深知，本书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尝试，因此不敢期待书中建构的历史叙述框架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唯愿其中所论或有些许价值，能够真正地打开新的论域，激起一定的讨论，以使我们民族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这大概就是笔者对本书所能拥有的最大期待了。

施展

2017年3月1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