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市场背景下的诸多新要素

一、外生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

1.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超越

在近代早期，中国无法再内生性地出现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乃至新的知识要素，从西方到来了。中国历史上前两次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都是出现在帝国内部，帝国的集权秩序的主导者（也就是君主）有机会率先抓住这些新鲜要素，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这一次的新鲜要素，却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集权的力量永远没有机会把它内部化。换言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世界市场，从此中国经济的波动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深刻影响了，进而，帝国的财政能力与统治能力，都同样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内政调整，等等，都会构成影响世界市场波动的变量，波动又会反作用于诸国内部，这个互动的过程是复杂而又立体多样的，超出任何单个国家的控制力之外。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代平民社会无人可与其抗衡的集权秩序，因为外部要素的注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被均衡的可能性。从而，普遍理想对个体精神之普遍自觉的承诺，又获得了继续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中国将踏上进入现代平民社会的路程。换句话说，实现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历史之精神现象学运动所内生的目标方向。这个目标方向的具体内容，也许在历史完全展开之前还说不清楚，但是大致可以说出它不是什么了——它不会是对于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会是与现代的经济及法权秩序截然对立的。

2.“内卷化”经济的困境与机遇

来自外部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过程很复杂，本书不拟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只从两个值得讨论的角度做一些要点性的触及。一是“内卷化”的中国经济，因加入世界市场而获得了突破的机会；再一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受到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转，导致了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中国的命运深深地嵌入在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这两个推动现代世界秩序演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经济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以至于劳动力成本降到极低，极大地压制了消费能力，百姓多半处于糊口经济状态。据赵冈、陈钟毅两位的研究，从南宋开始，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劳动力的价格便开始下降，最低收入水平远在两汉以及北宋水平之下。之后由于治乱变化，人口数量起伏，劳动力价格又有过变化，但再没有恢复到两汉时期的高水平。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劳动力价格更是快速下降；进入嘉庆朝，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仅仅只够维生。

在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城市里容纳不下的新增人口，遂都被农村吸收，农村中过剩劳动力都被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反过来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是技术上可以由个别家庭为单位来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在棉纺织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城市手工业工场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扼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向中国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致消失。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其产品反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

这样一种观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得以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并因此进一步改变着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3.国际货币秩序

前文已经述及，16世纪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嗣后的财政改革也有了基础。但是，在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之际，白银的国际流动受到影响，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经济大萧条。进入清代，白银流入又逐渐恢复了，尤其是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在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的白银来源地，占到3/4。但是从1775年开始，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是不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剧烈冲击，无法再维持美洲银矿业发展，嗣后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以致从1790年开始到1830年代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于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使得中国从1808—1856年间遭遇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度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上升为此前的近三倍。这就再次引发了类似明末的问题，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百姓卖粮一般获得铜钱，再依照市价兑换成白银来交税，税额却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银铜比价来计算，相当于大幅增税，生活极度困苦；给一般士兵的兵饷，同样是依照旧有官价计算的银两数来发放对应的铜钱，这意味着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军心也因此涣散。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

帝国对于白银严重短缺的情况很敏感，将其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的强烈反应，遂发动了禁烟运动，并引发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两湖、福建等地。在一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需要千里迢迢运往广州，南岭以南以北皆可通过水路运输，最困难的属翻越南岭的一段路途，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搬运工。五口通商之后，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洋，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祸不单行，适逢银贵钱贱的经济压力，再及人口已经膨胀到临界点，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诱因。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受到这种经济压力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1856年之后，随着加州和澳洲一些矿藏的发现，以及拉丁美洲秩序的恢复，世界贵金属产量恢复了，白银又开始较多地流入大清，以致虽然此后几十年间鸦片进口数量大于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这极大地缓解了大清的财政压力，并且让经济开始恢复景气。于是，帝国重新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恢复景气的经济也淡化了民间对于天国的支持，大清才得以绝处逢生。

再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主动储备黄金，世界市场上白银的供给开始过剩，白银便更大量地流入银本位的大清，带来了大清经济的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大清更加开放了经济，国际贸易规模进一步加大，同时英国人开始主导大清的海关，关税征收效率大幅提升，大清的财政状况极大改善。而由于黄金相对于白银比价不断上升，相当于大清货币在不断贬值，一方面刺激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相当有利可图，所有这一切的合力，方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这个过程中，东邻的日本由于其白银供给可以自行掌控，所以经济活动未受国际贵金属市场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发现自己无法与经济复苏的大清在海外贸易方面竞争。江户时代在长崎控制出岛贸易的海外中国商人，是数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环中国海庞大华人移民网络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南洋市场的路径。日本商人完全无法与其进行竞争，它力图扩大与大清的商业关系这一尝试不断失败，最终日本不得不选择工业化的道路，以便和大清形成差异化竞争。 而大清则陶醉在其拥有高度比较优势的茶叶和生丝产业的发展。这使得近代的中日两国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大清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地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了。而国家的财政依托于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则依托于财政。这种连锁逻辑，使得脱离开世界市场与世界政治来讨论大清的问题，变得极为隔靴搔痒。

二、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才

1.新的秩序观与对新机构的需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视作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未因为此战而睁眼看世界，战争仍然被放置在传统的秩序观念下来理解。大清曾本能地将东南海疆问题与西北边疆问题做近似处理，这从其用人可以看出来。比如，出身宗室的奕经，西征喀什噶尔回来不久，就被派去宁波打鸦片战争；在喀什噶尔生擒和卓张格尔的将军杨芳，比奕经更早地被派赴广州抵御英人；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失败，则被贬赴伊犁充军，嗣后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林则徐又从西北被调回东南。在这种视野下，海洋与陆地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西洋、南洋与中亚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英夷不过是需要被怀柔的远人，夷狄不知礼义，唯利是图，朝廷赐其通商权利是怀柔的需要，而无法有效处理夷狄事务的封疆大吏则应接受惩罚。

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使得大清无法真正理解《南京条约》的意涵，也没打算拿它当回事，更无法理解英法所提出的修约要求。英法则无法理解大清的天下-帝国观念，无法理解大清的关切。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帝避居承德，北京沦陷；在各种彼此不理解当中，战争成了解决争议的终极手段。

战后的和谈进程却让大清官员大开眼界。在历史上，国都沦丧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之祸。但是未料英法两国并不以灭亡大清为目的，只是希望通过武力压服大清，使其不得不接受英法所主张的规则秩序；一旦依照他们的要求签订了条约，两国居然会依约退兵。两国的军队在圆明园确实发生了抢劫活动，但是抢劫本身居然也是有规则的。一种闻所未闻的国际条约体系从此进入了大清官员的视野当中。“从前被认为是屈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 洋务从此成为大清用以应对世界、重构自身的必须。

为了应对洋务，传统的军机处加六部、理藩院的制度架构完全不敷使用，一系列新机构必须要设立了。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与礼部、理藩院等过往处理帝国与外部关系的机构有着一些根本差异。礼部用来处理周边的朝贡国与帝国的关系，理藩院则是大清的独有机构，历史上可以类比的只有大元的宣政院，是用来处理帝国与内亚地区蒙藏等诸多藩部的关系的，对俄罗斯关系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放置在理藩院下面来处理，与西洋诸国的关系原本也是由这两部门来管理的。礼部和理藩院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帝国与其他的附属国家乃至蛮夷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而总理衙门的基本原则，则是帝国与对手国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一种双层外交秩序于是建立起来，大清与西方之间是条约体系下的平等关系，大清与周边藩属国是朝贡体系下的等级关系，藩属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原则上来说必须通过大清为中介。如此一来，一种被包裹在条约体系之中的“天下”秩序，仍可麻醉国人的想象，聊以自慰，大清仍是“天下共主”。直到甲午一役，将大清的“天下”秩序彻底打碎，麻醉性的臆想才被颠覆掉。

接下来是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设立，这两位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管理各自辖区内的口岸通商问题。即便是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清皇帝仍然是在想法避免与外国使节直接接触，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外交事务还原为一种商务事务，这样就可以假装当年的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洋人便无须进京面圣，只要在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府衙当中便把问题解决了。如此一来，帝国的外交体系便转化为北京的总理衙门体系与主管通商的上海体系（取代了《南京条约》之前的广州体系）。帝国的外交事务开始破碎化。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这是由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内的西方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税收机构，在平乱后便转化为大清的一个官设机构，并雇用英国人赫德（早期曾是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赫德工作极其认真负责，通过他的工作，帝国的财政状况极大地好转，带来了“同光中兴”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四个机构是同文馆。帝国官员意识到翻译能力对于办理洋务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法律的需要。同文馆的设置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2.对于新知识的需求

洋务派官员们很快发现，西方人之所以有坚船利炮，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倘无此体系，即便有了坚船利炮也不会用。所以奕?、文祥奏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但是此一建议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当世理学大师倭仁因此提出其著名的说法：“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样一种困境正反映了处在“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困局。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帝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技术，其中就包括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但是在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新的知识体系是很有可能与帝国既有的价值体系不相匹配的。任何这方面的改革，便都需要经受帝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而治理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所必需的工具理性，在这样一种评判当中，就会遭遇到各种困境，以致欲图改革振奋却路途艰难。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保守派视作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因为保守派所忧虑的“权谋”对“礼义”的侵蚀，毫无疑问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北宋末年新旧党之争便是一次例证。在平民社会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远远弱于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帝国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集权秩序对于社会有着一种强大的压制力，倘无“礼义”作为心理堤防，以约束官僚和帝国的专权力量，则百姓只能接受自认刀俎鱼肉的悲惨命运。所以，保守派对于“礼义”与“人心”的强调，对于仍处“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保护机制。

但是，外部世界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存在，“礼义”“人心”对内多少能够约制政府对于社会的专权，对外却并不能带来抵御强敌的国家能力。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晚清的改革就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艰难跋涉，以至于在科举当中特设一洋务科的主张，在1840年代即有人提出，但是到1880年代仍未获实行。

经常被用来与大清做对照的日本，实际上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大清简单得多。从东亚世界的秩序想象来说，大清是个普遍帝国，它必须以对普遍理想的担纲为其存在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可以说它正是通过伦理才能识别出自身。普遍理想体现在礼义人心当中，而科举则是伦理帝国之自我再生产的必要途径，倘不能对开设的新科给出一种恰当的伦理性安顿，而只是用事功性的理由来解释的话，则势必会伤害到帝国所依凭的“伦理”，动摇国本。而日本则不需通过普遍理想的伦理便能识别出自身，过度强调该伦理反倒会让日本迷失自身。德川幕府时期的国学派代表人物本居宣长，便曾强调日语的“音”高于书写出来的“汉字”，认为有一个没有受过中国污染的“大和语言”和“大和心”，主张日本需要重新发现这个没受过“汉意”阴霾的日本。

对于普遍帝国来说，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是其“形式”——亦即其伦理道德、礼义人心——任何“质料”都是从属于“形式”的，只要形式不受伤害，则质料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统治者的血统并不是其统治资格的限制条件。相应地，任何变革也都不能触及帝国的伦理形式部分，这并不会因为统治者不是满洲人便有区别，否则无法理解晚明的种种政策昏招。而对于接受帝国文化辐射的周边国家来说，为了让自己能够从精神上摆脱帝国的文化压力，获得主体性，便必须反过来强调“质料”是优先于“形式”的，其本身的质料特殊性是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在质料不受改变的前提下，则形式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日本可以迅速地转向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政治方案，大清的改革却窒碍难行。

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这需要有一种根本上的精神转型，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此种精神转型将会非常痛苦、非常困难。但帝国所承载的普遍理想，其若欲成就自身，便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只有普遍理想摆脱了与政治的结合，摆脱了被建制化的命运，才能够自由地奔流，才能够真正地起到匡正世道人心之功，而不再是不断地被政治所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