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努尔哈赤的提问，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才问道：

“大汗，不知道你读过《三国演义》么？”我问道，野史上说努尔哈赤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全是靠了半本《三国演义》，我倒想亲自问问他，求证一下。

“你问我读过《三国演义》没有，哈哈哈哈！”努尔哈赤大声笑道，他左右的人也都笑了起来，这把我弄得不知错错。难道我说错什么了么。

“在座的都知道我努尔哈赤半个汉字都不认识，你问我读没读过《三国演义》，这不是好笑么。好了，告诉你吧，这《三国演义》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倒是听说书的艺人说过，我对曹操十分的敬佩，所以我决定要做就坐曹操那样的枭雄。”努尔哈赤笑着说道。

原来是这样，真是野史误人啊，我心里叨咕道，我接着又问道：“那大汗觉得刘备这个人怎么样！”

“刘备么＂努尔哈赤略一沉吟接着道：“我不喜欢这家伙，优柔寡断的，动不动就哭，得了赵云、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还有诸葛亮这样的人辅佐他，可终究没有得了天下，这样的人太没用了，我不喜欢。”

“大汗不喜欢刘备，我也不喜欢刘备，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跟这刘备呢，大汗您知道曹操那么大的本领和权势可是终其一生他也未敢自立为帝，这又是为什么啊！”

“这个！”不光是努尔哈赤在思考，经我这么一问其余众人也在思考。唯独范文成向我往来，我们两个人的眼光一相碰生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他冲我饶有深意的一笑，就低下头去，不再看我。顾不得对他再产生什么疑虑，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

“这就是人心的力量，大汗，试问刘备如此无能为何如此多的忠臣良将肯跟随他左右呢，因为他姓刘，是大汗正统，曹操不敢称帝也是这个原因，的确他是乱世枭雄但是一遇到这个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他没办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汉家统治天下数百年，人们心中只有汉，而没有曹魏，曹操的儿子就是夺了天下又怎样，不还是被司马氏篡权了么。从此两晋以至南北朝，中原分裂割据又数百年，才有了隋唐。其后是宋元明，这时中原百姓都自称汉人，维系这种关系的是文化，是一种文化认同，维系中华正统的也是这种文化，且不说这种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只是在汉人眼中异族入侵就是要更改这种文化，打破汉人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承，这如同掘了汉人的老祖坟，试问只要是个汉人能容忍吗。自秦代一统，二千年来，汉人即生活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下，汉之后，儒学独尊，成为国家之意理，二千年来，基本上是“国家儒学”的格局，这一格局是权力与文化，霸道与王道结合的复合体。朝代之更替，只是国家之变，或只是皇帝的改变，而不是文化体系的改变。早在春秋之际就有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到现在，这种大汉民族主义主要的着眼点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汉人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就是我所说的人心，什么时候大汗能让汉人觉得女真和汉人具有这种相同的文化，那么是很时候大汗就得到了人心，就可以入主中原了。”听我说到这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也明白了我所说的这个人心的含义。皇太极、安费扬古等人也都低头沉思，要知道我说的这些可不是他们这些古代人能那么容易理解的，尤其是这些女真人，对于汉文化还只是隐约的有个朦胧的认识。

沈阳故宫的那场辩论结束很多天了，我又重新回到了皇太极的府上，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清静的小院，服侍我的还是那个汉人女子，我俩依旧保持着一种默契，各干各的。对于那场辩论最后没能得出任何结果，我所阐述观点的难度过于大了，这些女真人要理解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看来我依附女真来实现自己抱负的希望不大。然而缺少强有力的支持者改革就无法进行，对于明朝，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天启皇帝还整天在皇宫中作木匠，所有朝政都被魏忠贤把持，指望这个家伙我还不如自己立一个山头造反呢。至于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这时不是在作流寇就是在地里种庄稼呢，更指望不上，真是让我郁闷，每天除了到医务所去看望那些伤员，给这个动动刀，给那个拆拆线外，其他时间我都用来闭门看书。这也有好处，多日来我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实直线上升。

不要小看我读的这些书，来到这个时代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匮乏，尤其是中医知识，既然被人家高高的推向了神台，被尊为神医，那么总要拿些干货出来吧。要不被那些郎中们难倒，我还混不混了，自从我入住贝勒府以后，总有些郎中找上门来向我讨教一些奇难杂症，开始还好些，我连蒙带骗，可是随着人数的增多和质量的提升越来越让我难以应付了，再下去我这个冒牌神医一定会露馅的。于是我干脆闭门谢客，搜罗来大量的医书准备恶补一番，压力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吧，至少对我是这样的，这些天来的恶补使我受益非浅，对于祖国传统的古代医学也不乏一些认识，当真是博大精深。

由于明代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这时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以医学著作，像《普济方》、《明医杂著》、《古今医统大全》、《针灸大成》等，《瘟疫论》和《本草纲目》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书都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我合上《瘟疫论》的最后一页时，我对这本书的作者吴有性敬佩的真是五体投地，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他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这已经很接近现代的传染病学了，可是现代的传染病学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借助了很多仪器设备才确定了致病因子，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先进的仪器，作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这些书中也有很多糟粕，充斥了唯心主义的思想，对于很多无法医治的疾病和不明的病因，作者往往将其归咎于老天和神灵，再就是归咎于道德，认为是做了坏事所遭受的报应。没办法，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上天和神灵无疑是最好推卸责任的人选。

这些都没什么，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外科手术，到了这个时代让我一下子出名的是凭着这手绝活，所以我最关心的是明代的外科学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给了我答案。可是说这本书代表了明代外科学发展的水平。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他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编撰了《外科正宗》一书，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除他外杨清叟、申斗垣、王肯堂也是那时知名的外科学家。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则比较激进，他崇拜华陀，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对筋瘤，他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可以说都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在很多疾病上给了我很好的启示，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其实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临床经验不足，这将导致我对很多疾病不能确诊，也就没办法进行更好的治疗。经验不是一天两天就有的，那要靠日积月累，更何况我还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我是兽医，对于人类疾病的很多临床症状我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作为兽医我也有一些明显的优势，不同于现代的人医，现代医学把各科分得越来越细，例如内科医生干不了外科医生的活，牙医就不能接产，若是换了个人医来到古代估计混得不一定比我好。兽医则不存在这些问题，虽然咱学的不精，但是好在各科都学，哪样都能顶一阵子，最主要的是我所学习的现代医学的理念和方法，这时倒真要感谢在校时那些逼着我背书的教授们了，更加感谢我的导师，没有这些人，我对医学的认识恐怕还不如这些古代的郎中呢。正是具备了这些认识，才能使我比这些古代人看得更远，认识的更透彻，不得不承认人类在二次大战以后医学上的进步抵得上从前几千年的积累，战争有的时候也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