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曾有一个香港商人出价30万收购这颗牙齿。在那个年代，30万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了，但我父母却是说什么都不卖。这是孩子的保命符，卖出去了，孩子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自那以后，他们也一再嘱咐我，把护身符藏在衣服里，不要再露在外面惹是生非。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想明白了一件事。挂在我脖子上的这颗牙齿，或许就是那晚挖尸人要找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颗牙齿很可能是那个死尸的陪葬品。我父亲当时对我回避了这个问题，估计是担心我知道这是死人的东西以后，从而产生抗拒，怕我不肯再将这个东西挂在脖子上。不过等我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这个护身符已经跟随了我许多年，早就已经习惯。即使知道这是死人的物件儿，也都无关紧要了。

自从我那场大病之后，我妈就申请了病退留在家里照顾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没时没晌的疯玩，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画画上面。随着兴趣的日渐浓厚，最终也将今后的远大志向定在了美术专业上。

1996年，我顺利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虽然京津两地相去不远，但住校的现实还是无法避免的。在爸妈眼泪汪汪的送别之下，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生涯。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一点不假。我虽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但由于父母的过度溺爱，从小骨子里就带有一种纨绔子弟的轻浮。

刚到北京不久，自由的大学生活，形形色色的红男绿女很快就充斥了我的双眼，渗透了我的思维。让我将当初决心发愤图强的一腔热血，瞬间就泼在了脑后。

自从儿时的那次重病以来，父母对我看管极为严厉。我就如同一匹耐着性子的野马，如今终于觅得良机脱了缰绳，一发不可收拾。我带着班里几个不学无术的捣蛋份子整天吃喝玩乐，将本就不怎么样的学业完全抛弃了。

此时我父母早已转业下海经商，家境也越来越是殷实。手头从不拮据的我，很快就俨然成了几名闹将的领袖。那几年的生活，过得别提多“充实”了。

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叫‘王子’，其实他本名叫王孜，大家叫顺嘴了所以都叫他王子。他本人对王子这个名字倒是颇为满意，说听着比本名更有霸气。

王子是北京人，父母离异，奶奶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刚上大学那年，奶奶就撒手归西了，他父亲又长期出差在外地，从此王子便成了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不过好在他天性随和，对这种人生的苦楚根本不当回事，自己反倒落了个逍遥自在。

我跟王子可以说是臭味相投，都是吃饱了混天黑的主，成天除了吃喝玩乐就是研究女人，男性青春期的躁动在我俩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大二那年，一次寒假前的小型聚餐活动后，我们几个差生都有点儿喝高了。王子喝的最是兴奋，嚷嚷着让我们哥几个去他家继续喝。当时年轻气盛，喝酒认怂是最忌讳的事，所以都一口答应了。

四个大小伙子，一个个喝的七扭八歪，站在马路上大呼小叫的拦车。这情形，是个出租车就得绕着走，哪里有司机肯拉我们？

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瘾头，为了那点儿猫尿，四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溜溜等了四十多分钟才算打着车。

王子家是哪种老式筒子楼，当时正面临着拆迁，住户都去了临时安置房。全楼搬的一家都不剩了，整个楼道破败不堪，唯独王子还守在这儿。

我们问他还守在这破地方干什么？王子说他跟奶奶最亲，这房子是奶奶以前住过的，现在奶奶没了，离开这房子就什么念想都没了。能多留一天是一天，多呆一天就等于多陪奶奶一天。

这话说得至情至性，就是没喝酒听着都让人掉眼泪，更何况此刻我醉意正浓。我用力地拍了拍王子已经微见谢顶的脑袋，大声说：“兄弟，这话我爱听，是个爷们儿。没别的，就冲你今儿这几句话，咱必须得喝到天亮，谁要先走谁是王八！”

另外三人大声叫好，于是我们拿出上楼前买好的啤酒小菜，坐在沙发上大喝起来。由于全楼早已搬空，所以根本不用顾忌扰不扰民，这一顿酒喝得煞是痛快。

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科技、体育无所不谈，无所不知。

当话题兜了一个大圈子又都回到王子奶奶的身上时，王子借着酒意故作神秘地给我们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奶奶死后，自己经常能见到奶奶的幽灵。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就醒了，脑子里完全清醒，但身体就是动不了。那时，他奶奶的一张大脸就会浮现在正对床头的那面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