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报纸上发现方友义的讣告,享年84岁,觉得有点突然，因为在2014年厦门民俗学会的两次活动里，我们并肩而坐，聊得很投机。我发现他依旧思维敏捷，口若悬河，没有任何病态:在“两岸青少年郑成功文化论坛”上，他以老文史的身份脱稿侃侃而谈，抑扬顿挫,依旧不减当年风采。在民俗学会的餐聚上，晚到的他大声嚷嚷，说：“我要和郑启五坐在一起，我们是30年的老朋友了”，热情洋溢，爽朗有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方友义出任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讲师团的团长,给人的印象是能说会写,精力旺盛,同时还颇具共和国早年文学青年的风采,谈起马雅可夫斯基和奥斯托洛夫斯基,如泻峡水。他不仅有文学青年的风采，而且依然保留着文学创作的激情，年过半百还写了不少新诗，尽管比较直露，但作为朗诵的政治抒情诗，还是很有激情的。

他给我的见面礼就是《心香集》，一本他综合性的文集，有演讲稿、评论、杂文和诗歌等，由市委讲师团编印，以及一本鹭江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由郭秀治、杨惠碧汇编的厦门诗歌集《白鹭与相思树》，里面收入了他的6首新诗,《改革，我为你唱催生之歌》等等，抒情压韵且朗朗有声,我发觉这位资深文学青年是把社论、短评和发言稿都写成了诗歌，抑或不同文体的字里行间往往奔流着诗歌的激情。

我与老方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把他当官看，他也乐得其所。此间他还将不少精力投入到挂靠市委宣传部的文学月报《厦门特区文学报》，心甘情愿业余当任该报的编辑，我与他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最为密切。他一向善待文学青年，甚至为一中学生杨晓红的作文《电视机前》亲自写过评论。记得在1986年的时候，我给《厦门特区文学报》写了讽刺小说《岳飞后裔的通信》，老方如获至宝，随即在文辞上精心修改，整个稿件被改得红墨斑斑，作品发表后，即刻被天津的《小说月报》转载，这件事老方实在功不可没，他老辣的文字功底令人心生敬佩。此后不久在老方的建议下，《厦门特区文学报》策划厦门作家介绍，推出了鲁萍、林兴宅和我，照片连文字搞了一版。

有一次方友义不知怎么知道我的父亲是郑道传，两人通过我互致问候并互增了著作，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他们在历史上是怎么熟悉，可能是解放前夕厦门文学青年的活动，也可能是解放初期的党校课程，还可能是1957年后他们双双被打成右派，有一同被改造的过往？方友义与我们家两代人有交集，而我与方友义的弟弟方友德是30年一贯制的邮友，世界实在小，友谊很奇妙。

诗人气质文学情怀，老方为人热情，敢爱敢恨，心气高，事事比较高调，这是宣传部的同事背后对他的评价。其实高调低调只是不同的做人风格，但这似乎在官场上行不通，他提升的台阶就停止在宣传部副部长上。当然年龄也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很想干事业的人，曾多次叹息，如果再年轻十岁就好了。

1989年《厦门特区文学报》无疾而终，我和老方也随之结束了比较密切的来往，此后只是在一些文学或社科活动见过几次面，握手寒暄。此时面临退休的老方突然被任命为厦门社科联的主席，社科联这个平台使他的能量得到了井喷式发挥，几乎每几个月就能听到他的新编著出版消息，简直就是一个夜以继日的“遍书匠”，我真的为老当益壮的他感到高兴。1992年他和洪卜仁主编的《厦门社会科学研究十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入我的一些科研成果，于是电话索书，不久就收到他的签名本“启五同志指正，方友义92、2、19”。

在厦门文化界，写书编书，他可以与谢春池相媲美。老方是一个爱书人，读书、藏书、编书、著书、送书，孜孜不倦，家庭藏书多达四万，堪称厦门“首富”。2014年他自费出版了厚厚的《郑成功族谱》，后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厦门社科联的“大同丛书”正式出版。他不仅送书给我，还详细地告知他勘校年谱的诸多细节。这是他晚年拼命努力，留给厦门和世人的最后一本书。

从《白鹭与相思树》到《郑成功族谱》，一生爱书的方友义生前把他的藏书和著编都陆续作了赠送，其中不少是直接给了厦门市图书馆，书影摇曳，书页飘香，那是一个爱书人永不消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