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下两层之中，真正去为我做这些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冯永昌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活生生地告诉我，这些夹在中间、得了上面授予的权柄的人，具体是如何施之于下的。如何使我想做的事，真真正正地做到下面去，不南辕北辙，不偷工减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而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渐渐开始困扰着我——我终究只是一个人，就算提出了这样的理想，并且终我一生都在践行它，也不过数十年光阴，而社会的进步和女人地位的提升却绝非区区数十年便可蹴就的。我在时，这些事尚有人一力推动，倘若我不在了，这些事，将由谁来继续？

以我的浅薄才识，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什么万全的计划。但我知道，做成这事的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我的属下们，不该是单纯的“公主党人”，而该是在制度的监督下，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做事的人，我的理想，也不该因我之荣而兴，因我之败而衰，而是在制度的保证下代代相传——或有所修正，但其为人谋福利的宗旨不该改变。

我一人所做的，或许只是一点微小的努力，但若能有千千万万个我这样的微小努力，这世间或能变得比以前更好一点。倘若我这些小小的努力，竟能够为后人之台阶，使得后人可以站在我这前人所铺垫过的地方，看得更高、做得更多，那就更好了。

一整个初春我都在想这些无从与人述说的东西——唯一可与我说这些的人远在汝州，所通笔墨，或多或少都会经母亲的审阅——一面引颈相盼，盼着圣驾与我的阿欢回来。

二月在我乱纷纷的思绪中匆匆而过。三月初，天气回暖，圣驾回銮，守礼与我出城迎接，我与他一般执了鞭，骑了马，在大道两旁陈列仪仗，严阵以待。

圣驾却远比我们要随性得多，母亲着了便服，骑在马上，任人牵着缰，慢悠悠一路行来，在她身后，无论男女，俱乘大马，或着常服，或着便服，五颜六色，甚是绚烂。

人群中最耀眼一人，着紫色常服，骑了青骢马，缓辔近前，远远地便望着我笑。待送圣驾还寝宫，与我向东宫并行的路上，方宽去外袍，展露里面一件窄袖衣裳，对我眨眼：“你看这件衣裳，像不像你从前和我描述的，那个叫做‘替絮’的东西？若是平常穿了这衣裳，干活想必方便许多？”

作者有话要说：一更，晚上还有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