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兄弟

后来，我也渐渐的麻木了，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已躺在基地医院的病床上。基地军民自发地络绎不绝地来看我们，我几乎是躺在鲜花的海洋中。要知道，在这个沙漠戈壁包围的小城，鲜花是何其贵重。

由于我们为大部队抢险赢得了时间，险情很快排除了，未造成任何严重后果。

五天后，我和大年康复出院了。支队长、政委和基地有关领导亲自来医院接我们出院。却不见柱子的身影。

“刘金柱呢？”我和大年异口同声地问。

“先回去了。”指导员闪烁其辞地回答。

“这个柱子！”赵大年说。

指导员闪烁其辞的回答和掩饰不住的表情，让我莫名地打了一个寒噤，我不敢多想。

回到支队就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柱子，果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柱子送到医院昏迷了两天两夜，醒过来断断续续说了句“如果我不行了，把我葬在昌——马——河畔”，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天，先是为柱子召开了追悼会，后又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总队首长也出席了大会。柱子被追记二等功一次，并被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我和大年荣立三等功。

当天，我们还见到了从云南远道赶来的柱子的父母。我和大年一刻不离地陪在二位老人身边。我们才知道，柱子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已是富甲一方的农民企业家。父亲一心盼望着儿子退伍后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愿望却永远无法实现了。

柱子的母亲一个劲地喃喃自语：“总以为这孩子还不懂事，没想到他真长大了。”说着说着，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第二天，老兵退伍了。退伍老兵一律把胸前的红花换成小白花，以此缅怀这位永远长眠于大漠深处的兄弟。同时，我们得知中队并没有把柱子列入退伍名单，而是作为转改士官苗子，上报支队并得以批准。这是柱子最期盼的，可他却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