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中国文化功底之深，是我认识人当中数一数二的，诗书乐画无一不通，历史民俗信手拈来，更不必说文化人中的一些趣闻轶事，侃侃而谈，引人入胜。我心里不禁大为奇怪，如此的学识，怎么会跑到我这里请教呢？

胡安北倒是坦诚，他告诉我，京剧从戏剧的角度看，它是艺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文化，从哲学的角度看，它是思想，从民俗的角度看，它是故事。京剧剧本的创作，历史上有太多的顶尖文人，太多的名臣士绅，太多的世外高人参与其中，既有故事性，又有很强的思想性，哪怕是一出折子戏，都可以讲出大段的背景和源流。可惜近百年间，对它的保护和挖掘不够，能传下来的，现在不到一两成了。

这些年，京剧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喜欢听戏的人也越来越少，胡安北倒不认为是听众欣赏口味的变化，而是京剧创作上出了问题，戏剧创新上缺乏变化。比如，《打金枝》这出传统戏，你演的重点在情节上，那他就是一出伦理道德戏，但如果放在故事发生的背景上，那就是一出宫廷政治戏，可惜，没人想过把它换个角度演来试试。

传统京剧太一板一眼了，太照本宣科了，总是带着百年不变的脸谱对着观众，你唱腔一起，老戏迷就知你下一句是什么，没有新意的戏，谁又愿意老看呢？

传统京剧的发端和成熟在清代，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京剧是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胡安北的设想是，在源头上多一些探索，用现今相对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剧目，用新的手法和表达方式，让传统剧目焕发不一样的魅力。这也就是他来找我聊天的原因。

胡安北的想法我完全赞同，自己虽不是戏迷，但对很多戏的背景故事，特别是那个年代创作者对真实历史的篡改倒是很熟悉。而他感兴趣的，隐藏于历史犄角旮旯的尘封往事，有常家十几代人不遗余力，终年不辍的族谱记载，倒是可以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我们几个一但进入历史长河里的细小漩涡，很快便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交流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胡安北说话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沙哑，与常人不同的是，他在一些长句中，会主动的断句，有时一个句子甚至要断三四次，显得非常的不连贯。这个现象绝不是我们常见的口吃，口吃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行为，说话的人并不知道会在哪里中断，而一但中断了，又会因为心理上的原因，无法继续吐字。但胡安北明显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在断句。

胡安北自小练功，吐字发声是基础，按理说，这个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果这是习惯性的，那他根本不可能登台表演，更不要说成为名角儿了。

我心里藏不住事，借着给胡安北和彭玉书换茶，暂时停下话题的当口，我把这问题问了出来。

胡安北显然对我的突然发问，没有心理准备，愣了一下，看着面前茶杯里缓缓升起的热气，足足有半分钟，才苦笑了一声，说道：“常先生，不瞒您说，我的嗓子几年前动过手术，前两年连话都说不出，这两年好些了，我也在努力的练习，只是能不能再登台演出，就要看天意了。”

这短短的几句话，胡安北足足说了一分多钟，断断续续，更加的不连贯。而说完，眼睛也垂了下来，但我还是能看出他满眼的惆怅。

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是多么的不该问。对于一个京剧名角，没有了嗓音，那他就什么都不是，而空有一身本事，发不出声，对一个演员而言又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我无疑揭了胡安北的伤疤，顺手还撒了把盐，心下万分的愧疚，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胡安北显然意识到我的尴尬，抬头冲我笑了笑：“常先生，嗓子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天意使然，怨不得旁人。上不了台，我还可以写本子，编新戏，带徒弟，我是早看开了的，不说这些，还说刚刚白莲教的事，你觉得他们请神的仪式，真的是来源于鲁南皖北的地方戏？这些戏种会和攞教有关系吗？”

我们重新回到一百多年前纷乱的历史中，但我心里却意识到，刚刚胡安北的话里，听上去是一种自我开导，但总让人隐隐觉得他内心里的不甘，将未了夙愿归于天命的，往往并不是真正想开的人，至少历史上这样的抑郁者比比皆是。但不管怎样，他依旧热爱京剧，并努力用其他的方式奉献这份热爱，这份情怀足以让人敬重。

我们一路谈下去，时间很快过了十点。我家里的客厅并没有挂钟、座钟之类的计时工具，大家兴致正高，没人注意到入夜已深。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里屋轻轻的传来了铜铃撞击的声音。

（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为家所化，化国者不知为国所化，化天下者不知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为三王之仁义。三王，有仁义者也，不知其仁义化为秦汉之战争。醉者负醉，疥者疗疥，其势弥颠，其病弥笃，而无反者也。--《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