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已经联系了一个广州的中间人，把煤精玉贩卖到香港去，能够为矿场赚来大把的真金白银。他知道文化馆是个穷地方，我精打细算的去花县里给拨的一年两万块的经费，每年也抢不回多少老门窗、老家具。只要我帮他办成一件事，他每年从矿场给文化馆捐二十万的经费过来，我用在哪里，他也绝不过问。”

“老常，我那会儿也是鬼迷了心窍，经常看到老门窗、老家具被村民劈了当柴烧，而外地的文物贩子成车成车的把收来的老物件运走，谁知道他们给贩哪去了？一件老东西离开了他出现的地方，以后我们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来重新考证它，寻找它。我心里疼，心里急啊，这一年二十万的经费，能干的事情太多了。于是就问戴矿长，到底帮他什么忙。”

“戴矿长的要求非常的简单，让我以老师的身份，去劝说安书记，大事化小，隐瞒矿难的事实，批复成家岭矿正式投产，同时因为我是广灵县的老人，持反对意见的几个县常委都对我比较尊重，要我一个一个去劝说。”

“我当时不敢答应，心里很矛盾。戴矿长又向我保证，出事的矿井他一定给封了，另外找个地方开新井，而且在生产安全设备上绝不省钱，保证不再出现安全事故。他又开导我，他这么做，也是对安书记的保护，他一个挂职干部，在地方上出了差错，前途尽毁，不如大家都隐瞒下来，各得其所，矿场有了收益，财政税收自然上去了，又增加了工作岗位，搞活了地方经济，这都是政绩。要发展，怎么会没有意外？哪有不死人的？哎，我当时觉得戴矿长方方面面都考虑的很周全，主要还是一年那二十万块钱，就同意了。一念之差，就成了心里永远悬着的大石头。”

“后来，我就按戴矿长给我说的，去劝了安书记。估计安书记一方面照顾我的颜面，毕竟我从来没向他开过口，求过人，另一方面，戴矿长也一定还托了其他人，安书记也不好把县里的实权派都得罪完，于是，这个事故如戴矿长所愿，被掩盖了下来。”

“不过，戴矿长还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封了出事的试验井，往北又选了个地方开矿，就是现如今的十七号井。他也确实花大价钱买了各种先进的矿山安全设备，所以快八年了，从没出过任何的安全事故，九六年矿上改制，戴矿长毫无悬念的从生产主任被聘为了真正的矿长。”

“我那文史馆的经费他每年春节后都给我拨过来，六七年了，没一次拖欠，没一次少给，九四年安书记就调去了江苏，我和他之间，都是口头承诺，没有文字契约，他随便找个理由不给，我又能怎么样？但这些年，钱从来没断过，可以说，你们在文史馆里看到的家当，有一大半是戴矿长给保下来的。”

“但是，也不知为什么，从十七号矿打井开始，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总觉得类似的事还会再发生，平时工作不太忙，就抽了些时间研究成家岭矿，研究成家岭矿发生的业火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们找来时，很多资料都是现成的。但很抱歉，我一直都很犹豫，没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们，直到刚才老常你说矿上又烧死了两个人，连陈医生也没幸免，我才下定决心。”

听齐馆长断断续续的讲完矿上曲折的故事，我们已经在车里抽掉了半包烟，我把车窗摇下一些，清新却凛冽的寒风，直吹进来，让我的困意全无。齐馆长的话，的确解开了我之前的很多困惑，本不相关的线索串在了一起，但我也能感觉到，如业火般忽隐忽现的真相，其实齐馆长也所知甚少。

“老齐，听你的描述，这戴矿长还是个重信守诺，仗义有志的人？”我又旁敲侧击的问了一句。

“可以这么讲，如果不问办事的手段和心机，那戴矿长的品行本来也无可指摘。可佛经里说，恶业一念，毁一世善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自我安慰，我当年昧心成全戴矿长，不为私利，保留下来的是文史馆整整两院子的历史文物，我应该无愧那个善意的谎言，但显然，一步错，步步错，拆东墙补西墙并不能祛除内心的原罪，这也是我坚持跟你们进矿的真实原因。”齐馆长说道动情处，不禁有些哽咽。

我拍拍他的手，“老齐，未必有你想得那么严重，人本沧海一粟，与万物更始相比，我们的能力实在不值一提，当年你未必可以制止事情的发生，同样，事情如此，未尝不是天命使然，人们常说，上了年纪，反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求的只是个心安，我却觉得，真这样做了，未必就有这份心安，我们所做的都是内心的指引，无所谓对错，只是早晚。”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孟子?尽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