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坐困愁城，怎么得了？李德立想来想去，必须找一个人商议，这个人自然应该是庄守和。

太医院院使悬缺，庄守和是右院判，李德立是左院判，平日他大权独揽，很少理庄守和，兹事体大，不能不让他知道，也不能不让他出个主意，将来好分担责任。

“只好装糊涂。”庄守和要言不烦地说，“这件事是天大的忌讳，病家要讳疾，医家也要讳疾。”

“这话固然不错，就怕将来闹出来，上头会责备，何不早说？”

“早说也无用，是个医不好的毛病。”庄守和又说，“而且也决计不会闹出来！万乘之尊的天子，怎么能生这种病？”

李德立通前彻后地考虑了利害关系，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装糊涂。”

于是皇帝的病，就此被隐没下来。

他本人亦不觉得有何不适，每日照常办事，召见军机第一件事就是垂询对日交涉。

交涉几乎破裂，大久保利通提出了“限期五日答复”的最后通牒，恭亲王不理他，便又自动延长三日。

三日一到，正值重阳，大久保又到总理衙门，与恭亲王作第五次会谈，要求赔偿兵费二百万两银子，恭亲王坚持不谈“兵费”二字。

大久保利通便改口要求“被害人”的抚恤。至此地步，便只是谈钱数了。

到了九月十四，谈判决裂，大久保利通告诉英国公使馆，说是决定两天以后离京。于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再一次出面调停，百般恫吓，将病骨支离的文祥，累得头昏眼花，答应给五十万两银子。

这是天津教案，赔偿各国被难领事、教士的数目，不过算法不同，十万两银子是抚恤，四十万两银子作为收买日军自番社撤退后所遗下的房屋道路。

并且在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三条《中日北京台事专约》。

大久保利通此行的最大收获，不在五十万两银子，而是“专约”之前的一段序言：“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惟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

被害的是从明朝洪武五年以来，就为中国藩属的琉球渔民，一下子变成了“日本国属民”，而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还被蒙在鼓里。

十月初十，皇帝率领臣属，在慈宁宫行完礼，王公大臣仍照前一天的时刻，于辰正时分进荣寿宫听戏时，皇帝却在养心殿召见军机，颁下好几道恩旨，

第一道就是成麟所说的，京内外官员正在议降、议罚的处分，一概豁免，第二道是贵宝官复原职，第三道是异数，内务府堂郎中文锡，五品官儿，赏给头品顶戴。

等慈禧太后的万寿一过，皇帝好好休息了两天，等精神恢复过来，却又动了游兴。十月下半月的天气，“小阳春”一过，接着便该下雪结冰了，远处不能去，只能到三海逛逛，顺便勘察工程。

办三海工程的，依然是贵宝与文锡。

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文锡又升了内务府大臣，自然格外巴结差使，冒着凛冽的西北风，每天带着工匠在三海转。

诸事齐备，呈上图样，皇帝恰好想到三海，便吩咐：十月二十一临幸南海。

这天西北风甚紧，皇帝身体虚弱，受了凉，当天夜里便发寒发热，立刻召了李德立来请脉。

“来势虽凶，不过一两天的事，”李德立毫不在乎地说，“皇上是受了凉，这几天天气又不好，‘苦寒化燥火’，所以皇上圣躬不豫，这帖药趁热服下，马上就可以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