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哀家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

“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看折子，拿主意的。”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

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哀家一个人来料理。六爷，哀家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慈禧太后的病，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

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

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像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亲王密函商酌。

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

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亲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

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

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

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