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书记不动声色地听了半天，他抬眼瞅了瞅天色，和叶树商量：“是不是该去喊李家的人过来了？”还得把陈爱国从田头叫回来。

叶树正忙着布置，她找陈川要了把长条板凳，立起来，把金属冲压的警徽从大书包里掏出来挂上去——这是司法所里同事告诉她的方法；又把写着自己名字和职务的名牌摆出来，相关的法律文书放在手边，最后从书包里把大盖帽拿出来，放在桌上——周围叽叽喳喳的声音更响了一些。

安全青又说了一遍，叶树停手喘口气又喝口水，听了支书的话想了想，“要不我们直接去李家叫人吧？”她和安全青商量，语气里有因为拿不定主意而向对方讨主意的尊敬：“我看就这样，李家的人怕是不愿意来。”

支书眼睛一瞪，手掌在桌上猛地一拍，“他们敢不来！哪个敢不来！”安全青威风凛凛地朝陈老五一指，冲着他发话：“你去喊陈爱国的亲家过来，哦，是不知道日子还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已经通知到了！”

陈老五答应了一声，脚底带风地挤开人群朝李家的方向一路跑过去。

叶树听到人群里隐隐约约传来议论声：“哎呀，看来还要来真的啊。”“你以为还有假的啊？”“陈川这个鬼娃儿也真是的，那是他亲外婆，亲孃孃，他还真的是不管哦。”“那些老的都不管了，你还指望个娃娃说啥子哦？”有人表示明确的反对，“李家那些人做得出初一，就不要怪陈家做十五啊。”

叶树只当没听见这些，她来之前已经和安全青通过气，起码陈家的基本情况是比较清楚的，陈川到司法所的那天她也提前了解了情况，确实是很棘手的一件事。司法所长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心里头到底有些惴惴。

陈川家和外婆家的矛盾其实要从大约七八年前说起，当时陈川三姨给陈川的姐姐陈招娣介绍了一门亲事，原本谈得很妥当，男方家已经送过彩礼，外婆和三姨做主收下了，两家商量好了婚期，就等着到日子办喜事。结果招娣有次去赶场，不知道怎么就听说男方有癫痫，也就是俗称的羊角风。招娣虽然没有念大学，但好歹上过高中，基本的生物知识是懂的，回家和父母一说，当时陈爱国就发火要退婚。

结果问题就出在了陈川外婆家。陈川的三姨夫叫刘德贵，当时在三角镇上无证运输被查，车子被扣在了派出所，找了人说和要送礼，三姨两口子就瞒着陈爱国和李秋萍昧了招娣的三千块礼金，他们原以为这桩婚事妥妥当当，日后把礼金补上就是，没成想临了出了这档子事。三姨两口子慌了神，那时候的农村，谁能随随便便掏出三千块钱！外婆心疼女儿姑爷，加上实在也心疼那几千块钱，昏了头就跟陈爱国说了实话，让招娣就这么嫁过去，以后三姨姨夫再给侄女儿找补。

陈爱国二话不说把丈母娘家砸了个稀烂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了彩礼，男方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实在不好找对象，居然死咬着招娣不放，放话说哪怕现在还了彩礼也要招娣过门，上陈爱国家闹了几回。陈爱国原本占理也变成不占理，事情正要僵持下去的时候，个性刚烈的招娣躲在家里喝了农药，最后死在了母亲李秋萍的怀里。

大约是自责太重，再加上刺激太大，从那天开始，李秋萍的精神就出了问题，先是每天抱着女儿的遗照哭嚎，后来就是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农村见识不多，等到陈爱国意识到妻子真的出了问题带李秋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来晚了，李秋萍的毛病，这辈子断不了根。

那几年陈家的天都是灰的。陈爱国给闺女办了丧事人就老相了十岁，然后是医生告诉他妻子变成了精神病，儿子陈川那时候还小，什么忙都帮不上，他一个人要挣三个人的钱，日子实在是苦得无法，大队很同情这一家人的遭遇，以大队的名义为陈家申请了一点补助，结果陈家刚领没多久，趁某天陈爱国和陈川都不在，外婆上门连哄带骗地从李秋萍手里把证明要了过去，从此以后，陈爱国再没看见一分钱。

这件事陈家湾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知道又能怎么样？陈爱国家弟兄叔伯少，李家的婆娘则是四里八乡出了名的泼辣，要他们的钱等于要命一样——再说了，要说苦，每家都苦，怎么就你们家能有啥补助？

陈川安静地蹲在边上，他从刚才开始就不说话了，闷着头给安全青和叶树倒茶续水，给乡亲抓瓜子花生，有人跟他说话，他就开腔应两句，没人说话，就一个人蹲在院坝的角落。看着可怜得很，之前的利落和果断就好像随着时间慢慢蒸发了，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个木讷寡言的农村娃娃。

叶树实在看不过去，她招手叫陈川过来：“陈川，你来。”然后硬把陈川按在板凳上，“你老实坐着，”司法所长盯着陈川的眼睛说：“我来，是你喊我来的，你说要解决你们家的事，现在你这个样子，你想解决个啥？”

陈川垂着眼睛，少年尚不明显的喉结动了动，嘴唇翕动两下终于低声说：“我有点紧张……”他抬起头，脸上果然是无法掩盖的紧张，从眼底就透出哆哆嗦嗦的恐惧来，“我，我还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

“那就今天说！大声说！”叶树拍拍陈川的肩膀，鼓励他：“你想想，这是为你妈妈讨公道，这是为你父亲，还有你自己讨公道！你自己都不敢说，那还有谁敢出来为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