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自己国家的人好像有着无限的包容，用不尽的耐心。
他真的很嫉妒，就像现在，如果他是中国人，或者她会原谅他吧，不说原谅，最起码会理解。
其实军人的生活很无聊，除了训练就是任务，就算是假期，也仅仅是到吕贝克或者海德堡见一下父母，这种生活很无趣，甚至没有儿时家庭环境不好的时候来得让他印象深刻，至少他还能记得那家工厂在哪里？那个常大骂他的主管的模样，可是现在，就算他枪杀了一个小队的恐怖分子，也未必记得住他们的姓氏。
她听了他过去的事情之后，呆呆地叹气：“…也许是因为寂寞吧，虽然有朋友在，但还是寂寞的，心里知道这些只是过客。”
“这是谁说的？”他挑着眉，她总是能说一些很出人意料的话。
“我自己。”她得意洋洋地说。
他笑了下，点头，他不否认她拥有很好的头脑，如果是用在正事方面的话会更好。
寂寞吗？他不知道。
细想起来，他从来都是一个人的，读书，上课，工作，无论什么事他都更喜欢一个人去做，即使他有不少的朋友，他们都曾称兄道弟过，但他知道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同类，他们和他都是隔膜的。
可是，某一天，毫无预警地，她就莫名其妙，全无道理地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拉着个笨拙的行李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想他知道了，她就是他的同类，她是他一直无法快活的原因，她就是他缺少的那部分。
医疗的护士说，子弹卡得太紧了，要磨一点点的骨，可能会很疼，要忍一忍，阿尔弗雷德点点头，顺从咬住递过来的木塞，呆呆地出神看着帐篷的顶。
她是他见过最奇特的人，奇特得令人发指。
她可以在天文文学各国风俗习惯等方面口若悬河，可是对于常识性的知识，却不及德国五岁的幼儿。
她可以完美无缺地说出流畅的德语法语英语等八国语言，但写十个字中有可能其中七个是拼写错误的。
她对很多事都全无原则，做什么事都凭自己的心情，可是有些事情她却抵死也不肯，保有自己的原则。
……
她的一切他都喜欢，她的所有毛病他都觉得有趣。
他觉得他有些不正常，应该是生病了，而且病情不轻。
和他不一样，她是个同情心泛滥的人，虽然他总想她坏一点成熟一点，但她对人是真心的好，街道周围的人都被她收服得服服帖帖，每个人都对她赞不绝口。
有一次她说去隔壁的耶维奇夫人那玩，回来的时候，苦着脸说耶维奇夫人就一个人独居，她要她帮忙吹了一个下午的蘑菇汤，把整锅汤都吹凉，待她吹了上百下，脸都酸了，她才木头木脑地想起来可以把汤直接放进冰箱里，可是耶维奇夫人说冰箱冰出来的汤不好喝，他笑着去帮她揉气呼呼的腮帮，没告诉她耶维奇夫人这招已经用了近十年了，每个人都被她整过。
单独一个人的生命到底缺少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在没有遇到她之前，他一个人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地活到了现在，也无灾无难的。
但是，一旦遇见了她，遇见了这个有可能陪伴他度过今后所有岁月的生命体，他的生活突然有了质的转变，周围随时随地有了一个会笑会闹会争吵的人，一个会理解他安慰他温暖他的人，一个会爱他，一直一直陪伴他的人。
他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要有她陪伴的长长久久。
可是现在她生气了。
他的身体渐渐发冷，肩膀上的痛一阵一阵地袭来，眼睛都快看不清了，意识渐渐不清楚了……
然后，他看见了那条寂静无人的街道，他轻轻转过头，眼前霎时一片光亮——
一个个子小小的亚洲女孩拖着笨拙的行李箱歪歪斜斜地走过来，黑色的长长的头发，黝黑的大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脸颊红扑扑的，嘴里呼着热气，她看见了他，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声音清清脆脆的，比世界上任何声音都好听，她慢慢抬起头，说：“先生，你好。”
……
醒来的时候，埃尔斯在一边看着信件，看到他醒了，说：“今天有你的信，在邮局，可是我没你的委托信，不能擅自帮你拿。”
当时他穿上外套就跑了出去，动作太大，绑着伤口的绷带没走两步就渗出了血，他没理会，开车赶到了Kotzebu城，这两周极北区一直在下大雪，车轮很容易结冰打滑，在晚上十点的时候，他赶到了邮局。
邮局的老板看到他寒天里出来，肩膀还带着血的就为了拿一封信很吃惊，说：“你可以明天过来拿，我会一直帮你保管的。”他把薄薄的信封放在玻璃柜台上，这么薄的信封想必里面也没写什么内容。
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他出来的时候没有戴手套，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现在手指僵硬得吓人，把信封拈起来好几次都掉了，最后一次因为前几次的失误，信封直接掉到柜台的下面，他弯腰伸手去捡，手在柜台下面扫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信，结果还把肩上的伤口扯得更开了，绷带一下子被血染红，甚至有要渗透到外套的趋势。
邮局的老板实在看不下去了，放下酒瓶摆着手让他等着，蹲下用电筒照着，从柜台下捡起信封站起来，放进了他的手里，“就为了一封信，啧啧。”
他不会懂，他想，谁都不会懂他的心情。
他迫不及待就拆开了信封，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你为什么不在巴黎！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阿尔弗雷德紧紧抿着的嘴巴，稍稍地弯了下，他甚至孩子气地用信纸扇了扇风，立刻对老板就说：“现在能寄信吗？你能给我提供纸笔吗？”
我，非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