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记者们叫到休息室，说有事情要宣布。

“我不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了，”我对他们说道，“如果足球就意味着打架，那我决定从国家队退役，今后再不提足球的事。”

说这些话的时间是1966年7月19日，距离巴西在瑞典世界杯上夺冠已经过去8年时间；地点是在英国的利物浦。我那时刚刚25岁，远非退役的年龄，但那一天，我忍着身上的疼痛，看着腿上深深的伤疤和块块的青肿，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50岁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从战场惨败而归的士兵。虽然我将继续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但我不想再为巴西国家队服役了。

“就这样。”我说着，记者们则面带震惊地唰唰记录着。“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我身穿巴西队的球衣。”

在这样一个白热化的时刻宣布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绝非一个好主意，事实上，那只是我一时意气用事。但当天的我从未如此愤怒，如此失望，如此讨厌足球。

要是我能穿越回那一天，跟25岁的我说说话该有多好！我会劝他说——放轻松，别这么意气用事！我会告诉他，刚刚经受挫折之后，看待事情总会带着情绪，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我会对他说，有了逆境，人生才完整，你的胜利才会更甜蜜。

最后我要告诉他，有些道理甚至连贝利——人们眼中的“球王”——都没有学到，其中就包括足球能教给我们的教训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利物浦那一天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一个美好、圆满的梦。在梦中，我站在温布利球场上，这是英国的足球圣地，在我踢过球的球场中，它是少数几个世界顶级球赛舞台。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都跟我在一起，他们筋疲力尽，浑身大汗，但都欣喜若狂。我们即将从伊丽莎白二世手里接过雷米特杯，再次加冕世界之王，这是我们第三次夺冠，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

就在女王准备将奖杯递给我们时，我突然醒过来了。我躺在那里回味着刚刚的梦境，告诉自己这个梦一定会实现。接着我跳下床，去训练几个小时，确保美梦能够成真。

其实，我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幻想的人。在巴西，很多人都觉得1966年的世界杯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努力争取。在1958、1962年两次获得世界杯之后，巴西队的很多教练和球员都觉得我们只需飞到英国，喝喝茶，踢踢球，拿回奖杯，然后谢幕归国。报纸上通篇都是我们即将夺冠的报道，还说我们所向披靡的足球证明了巴西事事领先。大家也许会想，这跟1950年马拉卡纳导致我们功亏一篑的态度是一样的，的确如此。我想，两度夺冠令巴西人忘乎所以，一些恶习再度现身。

事实上，有些巧合是匪夷所思的。国内政客的不安心理再次为这些浮夸的气氛火上浇油。上世纪50年代末，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的政绩、巴西足球在瑞典世界杯上的卓越表现所带来的乐观心态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走的是一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怪圈，而这正是巴西政坛的典型特征。

儒塞利诺总统“五年相当五十年”的宏伟计划的确为巴西带来了很多新公路、新工厂，我们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也按计划于1960年投入使用。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奇迹，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巴西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物价飙升，巴西人将其计划讽刺为“五年相当五十年的通货膨胀”。每次去超市购物，或出门吃饭，都会发现物价又涨了。仅在1964年一年里巴西的物价就翻了一番，巴西国民对此怒不可遏。

与此同时，时代潮流也掺了一脚，令我们的境况更加复杂。我们已经进入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片嘈杂——抗议、罢工、革命、自由*……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巴西的穷人纷纷离开农田和小镇，进入大城市里，却只能在里约、桑托斯这种地方的山上或河堤等地方的贫民窟里落脚。年轻人希望更加自由，也渴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分得一杯羹。

这些要求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件难题。但儒塞利诺的继任者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些挑战：有个总统仅上任8个月就辞职，喝得大醉坐船去了欧洲，把烂摊子扔给了副总统若昂·古拉特。1962年我们在巴西利亚为夺得当年世界杯庆贺时，我曾经见过若昂·古拉特，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任命一些*者担任顾问，又说要将巴西城市里的土地为穷人重新分配。这些想法损害了巴西精英阶层的利益，1964年军方发动政变，巴西再次进入军事独裁时期。

我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在这些政局变幻中，足球是不能幸免的，在巴西尤其如此。正当我们为1966年世界杯做准备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军方政府的巨大压力——他们想用足球来掩盖社会的骚乱。军人们非常明白，在巴西，足球的凝聚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觉得，第三次夺冠能让巴西的生活重回“正轨”，甚至能将巴西带回更单纯、更轻松的50年代。

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是不是好像把所有问题都怪在了政客们的头上？是的，球场上踢球的是球员，比赛的输赢跟政客们无关。但这一年国家队管理层的有些决定太过匪夷所思，只能用60年代中期癫狂的政局影响来解释。比如说，这一年的国家队试训，并不是按照惯例招入22或28名球员，而是招了44个人！这简直是荒唐透顶。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将我们分成了4个队，每队11人，然后将4支队伍分派到全国各个城市、乡镇上去“训练”，既有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这样的大都市，又有特雷斯里奥斯、卡尚布、特雷索波利斯这样的小镇。分队训练，每隔几天就换一个训练地，这对备战世界杯绝无益处。但这不是关键。我们所谓的“训练”，其实是去娱乐大众，去凝聚人心，去给当地政客做救兵，让民众暂时遗忘国家的种种问题。我们其实就是“面包和马戏”。

与这些杂耍相匹配的，国家队的官员们——又一次，他们关注的是向世界展示巴西足球的笑脸，而非让我们好好备战——安排了一系列令人应接不暇的热身赛——西班牙、苏格兰、瑞典……这些比赛地区的气候各有不同，还需要长时间奔波。所以，就在国家队准备前往欧洲参加世界杯时，我们连一个球队都没有组建起来，只是一群胡乱拉扯起来的散兵游勇。当然，有些上届世界杯的老球员依然在列：加林查、吉尔马、德扎马·桑托斯，但瑞典世界杯已经过去8年了，大家都老了，早就过了巅峰期。

即便把球员们集合起来了，教练也没能决定首发名单。因为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一起踢过两场球，有时候队里会一下子更换五六名甚至七名首发队员，这在球队备战方面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世界杯而言尤其如此。在热身赛中，我们堪堪与苏格兰踢成了1:1平。我想，那时大家的心里都慌了。照这样踢下去，温布利球场、女王颁发奖杯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比赛结束后，很多球员都有了意见，伴着很大的愤怒。球队里的几个老队员——尼尔顿·桑托斯、济托、队长贝里尼——找到球队管理层，说需要把大家叫到一起把问题讲清楚。

他们同意了。但这次会议却是一场单方面的发言。不论是在巴西还是在别的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任何当权者都认为他们的意见才是真理。球队管理层和上级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尽管这是一次全队会议，但说话的只有管理层而已。他们不耐烦地对我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英国踢几场球，拿着冠军回家庆贺就行了，别叽叽歪歪地抱怨了行吗？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走出会议室，我看了看加林查。他只是难过地摇了摇头，我则朝他耸了耸肩膀。我们都没说话。这其实就是一个预兆，是我仍未学到的教训。可惜那时的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收拾好了包裹。就这样，我们就像一群等待宰割的羔羊一样，踏上了英国的征程。

从我们踏上球场的第一秒钟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巴西面临的困难绝非仅仅来自内部。

在前两届世界杯上，巴西队大开大合的艳丽进攻风格震惊了世界。在这一届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听说裁判试图要维持比赛的均衡，避免出现一边倒的局势。他们将对身体对抗更加宽容，还会减少对犯规的吹罚。这种改动对欧洲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的球员普遍比南美球员更高更壮，何况，他们在过去8年时间里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技术，以破坏巴西的进攻效率。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论，也许大家以为我这是酸葡萄心理，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南美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安东尼奥·拉廷——当年阿根廷国家队的10号——数十年后还将其称作“史上最暴力的世界杯”。英国记者布莱恩·瓦伊纳在2009年的英国《独立报》上撰文说：“巴西的数名球员，尤其是贝利，承受的是足球史上最恶劣的盯人战术。”

我从不惧怕身体对抗，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踢街球长大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我往往是球场上得分最多的人，所以，说实话，任何一个防守队员都以“封杀”了贝利而自豪。在球场上，针对我的防守战术，指定一名、两名甚至三名防守队员对我贴身防守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可以去找现存的录像看看，有多少我被对手锁喉、摔倒或亮着鞋钉放铲的情景……天哪，回想起来，在桑托斯踢球时，在有些比赛中，按照今天的判罚尺度，对方球员早就被罚下一半了。

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比赛就是这样。那时的足球赛跟现在不同，身体对抗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电视直播。现在，全场比赛中，球场的每个角落都在高清摄像机的监视之下，如果某个裁判漏过了某个犯规动作，赛后他及犯规的队员将受尽指责，他们会受罚、会被禁赛，甚至名声也大受损失。但在当时，只有上帝能看到球场上的阴暗动作，而某些球员犯下的罪过，不管有多少忏悔都无法弥补！

我并不记恨那些对我犯规的人，他们不过是在执行教练的命令、为家人挣取生活费罢了。父亲过去常对我说，要尊重我的对手，但我有时候也不得不挥起手肘以求自保。我很少抱怨，尽量干净地踢球，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因恶意犯规或踢脏球而被罚下场。但运动场上的判罚总要有个尺度，因为若是没有了裁判的保护，即便是铁人也无法从球场上“生还”，若这个队员是球队的王牌，就更是如此了。而在1966年世界杯上，裁判们的哨子似乎都哑了。

巴西首场比赛对阵的是保加利亚，那场球赛就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死胡同里被人群殴——刀子棍棒全亮出来了，而裁判或父母都不在场。保加利亚人似乎就是为着打架来的。负责盯防我的队员整场比赛都对着我的膝盖和踝骨下脚，甚至当着裁判的面把我放倒。

“嘿！蠢货！”我朝那名防守队员喊道，“怎么踢球呢！”但他听不懂葡萄牙语，而我又不会说保加利亚语，所以，他只是朝我皱皱眉头，而裁判也似乎没看在眼里。

后来，对方有些犯规太过明显，裁判也不得不吹了哨子。上半场因为对方的某次犯规，我得到了一次任意球机会，射门得分；下半场，加林查也因对方犯规得到一个任意球射门得分。我们以2:0战胜对手。

可这根本不像是一次胜利。巴西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写的也不是比赛的得分，而是《贝利遭遇全场追杀，比赛结束瘸腿离场》。现在，我们所有的对手都知道裁判的尺度了，比赛的基调也已经定下。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是我跟加林查最后一次同场比赛。

在跟保加利亚的比赛结束后，我筋疲力尽，身心疲惫，浑身疼痛。我的右膝疼得要死。但我还是为下场比赛做着准备，不愿像1958和1962年世界杯时一样缺席任何一场比赛。所以，当球队管理层宣布我在与匈牙利队的比赛不会上场时，我愣住了。

“我们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贝利，”他对我说，“我们不希望你上场，是要保护你，并且保证你在重要比赛时能够保持健康。”

重要的比赛？跟“华丽的马扎尔人”——那支在1954年淘汰了巴西队、1962年打入四分之一决赛的匈牙利——的比赛不算重要吗？如果我们赢不了这一场比赛，就再没有什么比赛可言了！

我很愤怒。但是跟往常一样，球队官员的声明就是最终决定，我不想给人留下“搞特殊化”的印象，我不想耍大牌，所以，我闭上了嘴巴。

匈牙利以3:1打败了我们。这个结果震惊了世界——这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以来巴西队第一次输球，还是输给同一个对手。我坐在球员席上看着比赛，无助而心碎。

此次失利令国家队的官员们雷霆暴怒。跟1950年一样，我们的狂妄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可以吞噬一切的恐慌。为了小组出线，我们必须以大比分战胜葡萄牙。球队管理层将我放回了场上，但加林查、吉尔马和德扎马·桑托斯都坐在了板凳上。奥兰多——曾进入1958年国家队，但一场世界杯比赛未踢——也在场。总而言之，与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名单更换了7个人。这简直是疯了，你们曾见过这种安排吗？球员们都缄口不语。

与葡萄牙的比赛刚刚开始，我就被他们的一个防守队员踢倒了，他明显是冲着我受伤的右膝来的。比赛中，又一个球员上来绊了我一脚，就在我落地的时候，他又赶上一步，先伸出腿，把我完全放倒在地。球场里的观众都站了起来，高喊着“犯规”。巴西的戈斯林和马里奥·亚美利哥——就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时用热碗治好我的膝盖的队医——冲进场来。但这次我的膝盖没能躲过一劫，他们给我绑上了绷带。

他们俩把我架着走下场，我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一条腿蹦着走路，因为我的右腿不敢用力。但是，那时世界杯比赛的规则是比赛期间不允许换人，即便有球员受伤也是如此。我不愿看到巴西在这样一场重要比赛中少一个人应战，于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又上场了。我一瘸一拐地在场上奔跑着，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单腿在跳。

巴西队1:3输掉了比赛，从世界杯比赛中出局。

最后从伊丽莎白女王手里接过奖杯的不是我们，而是英格兰，其队长是博比·摩尔，教练是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我认为，英格兰得到这次世界杯冠军是实至名归，对得起“现代足球发源地”这个称呼。但令我痛心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到温布利球场踢球了，连友谊赛都没有。这是我一生真正的遗憾之一。

在与葡萄牙的比赛中，就在我返回球场，像个受伤的动物一样一瘸一拐、单腿蹦跳着继续比赛时，我的愤怒在逐渐积累。我为球队教练和官员的狂妄自大而恼火，为备赛期间巴西政客们的干涉而沮丧，为裁判不懂得保护球员而愤怒，最最重要的是，我为自己感到失望。在为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时我总是健康的，但在我参加的3届世界杯上，我没有一次不受伤。我想，这绝不是巧合。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将记者们召集起来，宣布我再也不会参加世界杯比赛了。

从伦敦返回巴西时，我们的飞机延迟了几个小时。就像这届世界杯上的任何一件事一样，球队的官员们对此未做任何解释，他们只是让我们温顺地坐着等着，不要问任何问题。到达里约时已过半夜，住在圣保罗或附近的球员未作停留，直接转乘了另一架飞机。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此次延迟的真相：球队的官员们害怕我们会受到愤怒的国内球迷的围攻。他们的担忧没什么必要，因为机场上几乎没有人迎接我们。但是这个小插曲更坚定了我的决定——我的生活里再也不要有世界杯这件事了。

“谢天谢地你没事，迪科！”我回到桑托斯家里时，母亲对我喊道，几乎要哭出声来，“我一直为你祈祷，膝盖都跪疼了。”

1966年世界杯已经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转播了，但我们家不看。他们真的不看。在我参加职业比赛的10多年里，母亲从未到现场看过我踢球，电视转播也不看。父亲也不愿看我的比赛，我猜他们是情感太过充沛了。在我有比赛的日子里，母亲就像那些虔诚的教徒一样，到教堂里为我祈祷，希望我不要像父亲一样受伤。这么多年了，我甚至怀疑她的膝伤比我还要厉害。

这届世界杯过后，受到伤害的人不仅是我的父母。事实上，所有的家人都同意我退出国家队的决定，其中就包括我们家的新成员——露丝梅丽·卓尔碧，我的新娘。

我跟露丝其实很早——就在1958年世界杯结束时——就认识了。那时桑托斯俱乐部跟科林蒂安斯俱乐部——我们最大的对手——有比赛。巴西的俱乐部总是在比赛前夜将队员们与外界隔离起来，用葡萄牙语说是“concentracao”，其目的是让球员们免于分心……比如说，女人。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有些球员已经有对象了，于是我们当晚就“越狱”出来，到桑托斯的体育馆里看一场女篮比赛。有几个女篮姑娘走过来跟我们说话，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女孩一屁股坐在了我的旁边。

“嗨，”她说道，“你是贝利，对吧？”

“是。”我答道，因为被她认出来而感到兴奋。

“明天别把科林蒂安斯踢得太惨哦。”

她对我浅笑了一下，然后就回到篮球队的球员席了。

这个对话极其简短，但我已经神魂颠倒了。她长着一头灿烂的褐色长发，更令我着迷的是，她身上的自信和镇静是我在桑托斯从未见过的。第二天下午，比赛开始后，我就在看台上寻找那个女孩的身影——我本应把注意力放在球场上的。我记不清那场比赛是输是赢了，但我的心情很失望，因为露丝没来看比赛。

几天过后，我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突然看到那群女篮姑娘。我的心立刻怦怦跳了起来。露丝并未跟她们在一起，但她们——一直在窃笑着——还是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她工作的唱片店，还有她的岁数：14。她真是太年轻了，但当时我也刚刚17岁而已，所以不会太唐突。我穿上最帅的一件衬衫、最好的一条长裤，像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假装若无其事地溜达着走进了那家唱片店。

“你好，又是你啊。”我搭讪道。

“嗨。”

“你还记得我吗？”

她点了点头，笑了，似乎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害羞了很多。

“告诉我，”我说道，“你是桑托斯人，为什么希望科林蒂安斯赢球呢？”

“因为我支持科林蒂安斯啊，”她答道，“我其实不喜欢足球。”

我其实不喜欢足球。大家也许会想，听到这句话我一定会狂怒着夺门而去吧。但是恰恰相反，我对她更入迷了。在那一刻，在有了瑞典世界杯的种种经历之后，露丝似乎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对球场上的我没感觉的人。她感兴趣的是埃德森，而不是贝利。

一年年过去，我爱上了露丝。不论我们相隔千里，不论我们的比赛是输是赢，她总是跟她的父母一起在桑托斯等着我，风雨不动。我们的恋情是非常传统的，露丝坚持让我先见见她的父母，而他们则希望我们的恋情能尽量保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桑托斯只是个小城市，而我的名气又太大了。但露丝从未到现场看过我的比赛，这对她来说倒不是什么值得可惜的事。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分开走，她跟她姑姑先进场，等放映厅里的灯熄了，我再溜进去坐在她旁边。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观众们从未发现贝利也在同一个电影院里。

露丝一直拒绝我的求婚，她说自己还太小了。但在1966年世界杯前1个月的时候，她终于答应了。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相恋7年多。我为巴西赢得了两届世界杯，我所在的桑托斯俱乐部获得了很多荣誉，我开始挣钱……但这些她都不在乎。她还是不喜欢足球，也不愿受到公众的关注。当然，我们订婚的消息还是走漏了风声，于是大家都在猜测“球王”会在哪里举行婚礼。有人建议到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举行婚礼；还有篇报道说，教皇本人要为我主持婚礼。但实际上，按照露丝的意愿，我们的婚礼是在桑托斯我为父母买的房子里举行的。婚礼很简单，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当地的牧师，参加婚礼的也只有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而已。

虽然我们尽量做得隐秘，但还是引来了大批记者，他们堵在门外拍着照片。我走出门去，朝大家微笑挥手。我常常告诉露丝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带给我们太多益处。

第一个找我代言的是利乐公司，一家瑞典的包装公司。1958年世界杯之后，瑞典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次代表桑托斯俱乐部或巴西国家队到瑞典踢友谊赛，我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在1961年左右，当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找到我，说利乐公司想让我“代言”他们的产品时，我还是有点惊讶。

我先是给父亲打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