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怎么样，爸爸？”

“我不明白，”他关心地答道，“你不是有薪水了吗？”

“是的，可这是薪水以外的钱。”我解释道。

“他们想让你干什么？”

“他们给我钱，让我说喜欢他们的产品。”

父亲无法理解。“我不明白，”他说道，“你是个运动员，不是演员。他们真的会为这个给你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糊里糊涂的。在美国，运动员代言产品从贝比·鲁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在巴西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还是个新生概念。而正是借着首个世界杯冠军的余晖，这件事才得以实现。我想，人们是想分享一下世界冠军的感觉，而购买我喜欢的产品就是一个好办法。再者说，我继承了母亲和善的笑容，这一点对代言广告同样重要。

话虽如此，我还是心存疑虑。我担心的是，万一我代言的产品不够优秀，人们就会对我心生失望——这在我刚开始为产品代言的时候的确发生过，有时候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就有人走上前来对我说我代言的某某产品不好。我总是诚挚地向他们道歉，随后会将他们的意见反馈给生产商。

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利乐公司的要求。他们成了我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产品代言的大门：似乎在一夜之间，我就收到来自巴西国内外的大量代言邀请，而我一个人应付不来，于是就雇了一些人为我处理这些代言及其他生意方面的事宜。我的商务团队里就包括我的弟弟佐卡在内，他先是在桑托斯的预备队踢了几年球，后来发现足球并不是他的前途所在，而他在学习方面总是强过我，后来去学了法律，又成了我最信任的顾问之一。

多年以来，我的名字和头像相继出现在药店、加油站、汽水公司、新建住宅等地方。我代言过糖果、衣服，甚至还有牛。在我推广的诸多产品中，最有意义的当属巴西的咖啡。巴西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但在上世纪60年代，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咖啡生产销售风头正劲，巴西感觉到了压力。所以，每当桑托斯俱乐部在欧洲或美国踢球时，开赛前我就会背着一大袋咖啡上场展示一下。一袋咖啡的重量是60多公斤，而我的体重是63多公斤！但是我想，辛苦就辛苦点吧，这可是为了我的国家。哥伦比亚有胡安·瓦尔迪兹，巴西有贝利。

我们的机会在于：世界各国的公司第一次认识到向国外进军的重要性。以利乐公司为例：他们是一家瑞典公司，但他们想在巴西及其他新兴市场赚取利润。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但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增进和各种障碍的扫除，全球营销首次成为可能。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甚至把汽水广告做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当时正笼罩在“铁幕”之下，不受“邪恶”资本主义的侵扰。因为我的样子和名字可识度太高，又因为生逢其时，所以，那些公司常常把我当成开发新市场的矛尖。有些人说，在某些方面来讲，我是现代第一个全球偶像。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夸大了，我更倾向于这种观点——我是因很多世界潮流和机遇而受益。如果我早生了20年，甚至10年，我也许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但其他的事就很难说了。我猜自己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而已。

现在回想我做过的广告代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开创”了“贝利咖啡”这个品牌，现在在一些国家还卖得很好。在一个电视广告中，一位高雅的女士坐在喷气式客机上——信不信由你，这可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最时髦的事了，她问空姐：“这是什么咖啡？”

“贝利咖啡。”空姐答道。

“嗯，太好喝了！”

接着镜头一转，我出现在镜头里，脸上挂着最灿烂的笑容，手里端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隆声说道：“jáviu,né？”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你喜欢吗？”

现在看这些广告，想忍住笑都难！但这些广告证明了我做产品代言已经有多久，也展示出世界已经变化了多少。这样的广告无论是在1960年还是在2014年都没什么意思，但在二者之间，它们的宣传效果非常好。现在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很多广告公司凭借幽默或讽刺来推广他们的产品；说实话，这么做的风险不小。我喜欢的方式还是实话实说。

还有些广告代言我拒绝了。很多年来，巴西的一些公司都想让我代言一种叫作“pelépinga”的产品——卡莎萨，巴西的甘蔗杜松子酒。他们还想用我的名字去生产香烟。这些我都拒绝了，因为身为一名球员，是不能喝酒抽烟的，我认为，我有责任保护上帝赐予我的天赋。

我总是很珍惜商品代言中认识的那些好人，也很感激那些公司能信任我。我明白，每代言一个广告，我就在公众面前多暴露了一分，而这也损害了我家人的*。与此同时，这些代言和商务活动挤占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在热爱的足球方面投入的时间就少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些代言邀请是无法拒绝的，对像我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家的经历早已说明，一个球员的足球生涯会因为韧带断裂而鸡飞蛋打，所以，我觉得应该趁着还有价值的时候多挣点钱，去实现我的一些想法，比如为父母在桑托斯买个新房子——要是没有代言广告的钱，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桑托斯俱乐部里，我甚至都不是拿顶薪的球员。

此外还有个原因，我想我可以把商务方面的事交给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去打理，让他们负责球场下“贝利”要做的事，而我就可以一心放在球场上，不用为钱担心了。

而这又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教训，为此我吃尽了苦头。

一点一点地，1966年的伤痛渐渐平复了。英格兰世界杯结束2年之后，我终于有幸见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弥补了心中的遗憾。一直以来我都对她的优雅和高贵、她的微笑心感敬佩。当时女王正做全球访问，来到南美，她将在马拉卡纳球场观看分别来自圣保罗和里约的两支球队举行的明星赛，她说想在赛后见见我。

在觐见女王之前，两位巴西外交部的高级礼仪官员来到我家里，显然，他们是担心这个著名球星在觐见女王时因不懂规矩而失态。他们教我如何鞠躬、如何聆听、如何答话、如何站立、如何表示尊重……基本上就是把所有人性化的一面都摒弃掉了。

在我们的明星赛之前，一支庞大的军乐队走进马拉卡纳球场，开始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我不禁纳闷，也许所有这些礼节并不是臆造出来的，是真真切切的。但当比赛结束，我被带到私人场合去觐见女王时，我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伊丽莎白女王脸上挂着微笑走进屋里，气氛也很随意。“贝利先生，”她热情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那时我的英语还是很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蹦出几个词来：“多谢您，陛下。”我答道。

周围的人都咯咯笑起来，一副被逗乐的样子，连巴西外交部的那个家伙也是这样。此后我们的交流就依赖翻译帮忙了，但整个交谈都很轻松、很愉快。我对她说自己是多么喜欢在英国的日子，她则对我说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我的球迷。甚至女王本人都是个足球迷，这一点远超我的预料。她说对英格兰队感到骄傲，又对巴西未能夺得1966年世界杯感到遗憾。觐见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魅力所倾倒，还感觉我们仿佛已经相识多年。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人教我如何跟别人说话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不管在哪里，人跟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原本没有隔阂的地方修建屏障。

其实，当天的觐见中，唯一坏了规矩的人是一个英国代表团的人，也许是个外交官吧，他朝我倾过身子，从嘴角用蹩脚的葡萄牙语悄声问道：

“那么，贝利……你是真的不踢1970年的世界杯了？”

外面的世界可不在礼宾官员的控制范围，而那里发生的事就疯狂多了。上世纪6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而全世界的球迷都热切希望一睹我们随性、无畏、即兴的足球风格。所以我们经常参加巡回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很多乐趣。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将我们称作“花式足球表演队”。其实，足球本身带来的兴奋和热情已经足够，但当时的世界就像是个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而由此带来的狂乱常常把我们包围——激动、奉承，有时则是恐怖，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天上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飞机跑道上挤满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球迷，我们只好在飞机里等了4个小时，待警察疏散人群之后才下机。有一次我们去埃及，中途在黎巴嫩的贝鲁特短暂停留，其间大量球迷拥进机场，声称要绑架我，除非我们答应跟黎巴嫩的一支球队踢一场球。（在黎巴嫩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并如期赶到了开罗。）在意大利米兰，数千名球迷得知我要出门购物，他们就赶来找我要签名。我藏在一个石柱子后面，等着球队的汽车来接我。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我飞一般地冲进了车里——恐怕在球场上我都没跑那么快！

甚至在球场上，我得到的“保护”也不够。1962年我们参加了“解放者杯”的决赛，这是拉丁美洲的锦标赛，此前桑托斯俱乐部从未得过冠军。我们的对手是佩纳罗尔俱乐部，这是乌拉圭的一家著名俱乐部，能跟这样的球队交手，我们异常激动。在经过主客场系列赛打平之后，我们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决一胜负。最终我们以3:0战胜对手，其中2个球是我打进的。比赛一结束，观众们就蜂拥进球场，为了搜寻纪念品，他们几乎把我身上的每一块布都拿走了！第二天，巴西一家报纸的头条标题是这样的：《黑人球王的脱衣舞》。

听起来也许很令人诧异，但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恐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混乱无序只是那些年的乡土风情，就像下雨、刮风、起雾一样；而球迷每一次感情的迸发都书写着桑托斯俱乐部的传奇。我们的球队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济托、佩佩、科蒂尼奥……在1958到1973年间，桑托斯俱乐部赢得了两次解放者杯，六次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十次圣保罗州联赛冠军。鉴于我们的成功和天赋，想一睹我们风采的要求就应接不暇了。每年年初，我们都会到拉丁美洲国家踢球，比如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比巴西富得多，肯出大价钱。而6月到8月是桑托斯俱乐部挣钱最多的时候——那时是北半球的夏季，我们会去欧洲踢球，一次会参加20、25场，甚至30场比赛。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既有像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又有堪萨斯城、密苏里州、亚历山大市、埃及、都灵这样相对名气较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要到非洲的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踢一场比赛，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的公路两侧汇集了1.5万人。还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场与法国队的比赛，主办方让我乘坐一辆敞篷车经过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去球场。法国影星碧姬·芭杜也到了球场，她身穿法国国旗的颜色——红靴子、白色紧身短裤、蓝色紧身运动衫。全场观众立刻就不看我、不看比赛，目光全放到她身上了。法国队赢了。比赛后，碧姬·芭杜为获胜者颁奖，她将奖杯递给了法国队的队长，还赠上香吻一枚——他顿时神魂颠倒，后来报纸上报道说他连奖杯都忘了拿！碧姬·芭杜也吻了我一下，我本想拒绝，但又一想，露丝不会在意看到巴西报纸的体育版上铺天盖地刊登的这张照片。

球迷的热情既令人欢喜，又让人忧愁。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墨西哥城到纽约，在飞机上，我倚在座位上睡着了。这也是我的绝技之一：闭上眼就能睡过去，哪怕天塌了都不管。在我睡过去的时候，乘客们纷纷走到飞机前面来找球员们索要签名。（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飞机上自由走动不会像现在一样引起恐慌。）因为我睡着了，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在飞机准备在纽约下降时，我恍惚听到一阵唱歌声。乘客们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小夜曲：“despierta，pelé，despiertaaaaaa！”——醒来啊，贝利！醒来啊，贝利！我被惊醒了，从睡梦中慢慢回过神来。我睁开眼睛，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奥兰多·杜阿尔特。又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对奥兰多说道，“我还以为我死了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飞机着陆后，我给每个人都签了名。

我往往是在比赛中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因为我知道，我是人们来看球的主要目的。在桑托斯俱乐部参加的比赛中，有我出场的比赛收费10万美元，我不出场的比赛收费3万美元。我很感激球迷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看我踢球上面。1959年我打进了127个进球，1961年110个，这些数字在当时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来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比赛，我还常常迎合球队和主办方的要求，而他们的要求有时非常古怪。在有几场比赛中，尤其是在那些很少见到黑人的国家，组织者会要求我或者科蒂尼奥戴上白色袖标，因为球迷分不清我们谁是谁。我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环境下，这种要求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当时我并不在意。

有时候即便一些小“灾难”也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1968年7月，我们在哥伦比亚参加一场比赛，这时我跟队友们与裁判——吉列尔摩·“查托”·维拉斯克斯——发生了争执，因为他判定我们一个进球无效。我的队友利玛上去抗议他的判定，而裁判是个大块头——他以前是个拳击手，他被利玛惹恼了，就把他罚下了场。我气坏了，走上前继续跟他理论，结果他又把我罚下了场。

这个判罚是我活该。但在我走下球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球迷全疯了。他们从看台上把垫子、纸、垃圾朝着球场和裁判扔去，还互相投掷物品。“贝利！贝利！”他们高呼着。而警察则从露天看台上出来保护着裁判。

我跑到看台下的更衣室里，但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跺脚声、鞭炮声、嘶吼声……好像外面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

我刚脱下球鞋，桑托斯俱乐部的主任就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

“快，回去比赛。”他说道。

“什么？”我答道，一头雾水，“你疯了吗？我被罚下了啊。”

“不，不，”他摇头说道，“那个裁判被赶出比赛了，你还得上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主任是不会骗我的。看到全场观众造反的样子，主办方觉得，为避免发生大规模骚乱，让我返回球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把鞋穿回去，又跑到了球场上。我们继续比赛，而裁判查托却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听起来好玩，但是很不对。查托是场上的裁判，他把我判罚下场。他的判罚应该受到尊重。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会觉得很不好受。幸运的是，很久之后，我有机会弥补这件事了。我们先是在巴西的一个酒店里偶然相遇，我们拥抱了一下，交换了联系方式；在我的足球生涯行将结束，我在纽约踢球时，我送给了他和家人几张球票。最后，在迈阿密，在我的一场告别赛上，有些记者建议我们把那件旧事重演一遍。于是，查托再次掏出红牌把我罚下场，而我则从他手里夺过红牌，继续踢球——就像当初在哥伦比亚一样。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查托更是如此。还有什么事能比长久的怨恨变作友谊更好呢？这是足球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能快乐地离开。

这种生活虽然乐趣很多，但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而人们也总是在一遍遍提醒着我：

“你不怀念为国家队踢球的时光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们对你身穿国家队球衣的最后记忆吗？”球迷、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们、大街上的巴西民众、记者、别的球员……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对此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回答。当然，我会说我曾踢过3届世界杯，我在这些世界杯比赛中都受了伤，我没受到裁判的保护，诸如此类。但每次我说出这些话，它们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些话不像是贝利该说的。

几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乐部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总监：胡里奥·马泽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国上学，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负责俱乐部所有的球员备赛的问题。除了训练，他还充当我们的顾问，他教我们在酒店、机场以及到外地比赛时如何行为得当。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桥梁，帮助我们从业余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转变，他帮助我们这帮大孩子变成了男子汉。这么多年来，马泽伊教授是我寻求稳定和远见的源泉，他是唯一一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乱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欢马泽伊教授的一点是，他跟我谈话的方式独一无二。他从不逼我，还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诚，总是帮我纠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时间，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场上训练，他就对我说：

“啊，贝利，很不错嘛。你准备为巴西赢第3个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几句。

“1970年就要来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吗？”他笑着，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

“他们支持我退役！”我反驳道，“我的回答还是不，教授！”

他就会扬扬手，假装很失望，然后走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变得顽固了。我已经在镁光灯下生活了将近10年，在球场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我从伤痛中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多说“不”，少说“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说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变主意了。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吗？不，但它保护了我，它给了我一些宁静。

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想为国家队踢球的。但我同样认为，在我回归国家队之前，尚需一些改变。

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夺冠之路无疑是个神奇之旅。一个少年奇才达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巅峰——我的这个形象一直流传了很久。从那时起，我给人的印象就一直是个热爱足球、热爱射门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几年有了一种说法，鉴于我的天赋，有人说我在球场上很不合群，对别人很冷淡。比如说，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说，看到我受伤下场的样子，更加让人相信贝利“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一个内向、孤独的人，他不堪承受名声带来的压力，就把自己关在壳里”。

这种把我描述成孤独的巨星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记者们捏造出来引发争议、提高报纸销量的。再比如说，有的记者推测说，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据大多是说我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尔莎·苏亚雷斯。

事实的真相其实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伤了腹股沟，所以我竭力尽快好起来重回赛场。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智利的时候，我半裸着身子坐在球员餐桌旁，这时艾尔莎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漂亮极了，性感，自信，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球员更衣室里来的，带着惊讶，我抓过一条浴巾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跟她轻松地交谈着。这时加林查走了进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尔莎走后，加林查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啊，贝利，”他安静地说道，“艾尔莎太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