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醒过来时，屋内满是烟雾，如珠帘般成细细的条状上下飘动着。后墙的两扇窗户看上去敞开着，但烟雾并没有散去。我没见过这个房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我躺着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扯开嗓门儿大声喊道：“着火了！”

喊完我又躺回床上，笑了起来，我不喜欢自己发出的笑声，我自己听都觉得傻乎乎的。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转动了下钥匙。门开了，走进一个穿着白色短外套的男人，严肃冷漠地看着我。我稍稍转了一下头，说：“别在意啊伙计，我就随便喊喊而已。”

他立马绷起了脸，满脸不悦。他本身脸不大，目光尖锐，我并不认识他。

“我看你是想多穿几件束身衣了吧。”他嘲讽道。

“没有，伙计，我没事。”我说，“真没事，我现在准备小睡一下了。”

“最好这样老实待着。”他怒斥道。

然后“砰”地关上了门，上了锁，大踏步扬长而去。

我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看着屋内的烟雾，这才明白过来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烟雾。现在应该是夜晚，天花板上三条链子吊着的瓷灯罩散发着光，灯罩边缘交错点缀着橙色和蓝色的小灯。我望着天花板，灯罩仿佛就是一个开着的小舷窗，四周的小灯从里面探出来，像布娃娃的脑袋似的，只是这脑袋十分逼真。其中有个头发蓬乱、戴着游艇帽、系着弯弯的弓形领带的瘦男人，不停地说：“先生，你的牛排是要三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我抓住粗糙床单的一角，擦掉满脸的汗，从床上坐起来，身上穿着绒布睡衣。我把光着的脚放到地板上，触地的时候双脚没有任何知觉，没一会儿脚开始感到刺痛，接着便跟踩在针尖上似的疼痛无比。

接着我的脚能感受到地板了，我扶着床沿站起身来，走了几步。耳边有个声音，很可能就是我自己在自说自话：“你得了震颤性妄想症……你得了震颤性妄想症……你得了震颤性妄想症……”

两窗中间有张小白桌，桌上摆着一瓶威士忌。我走向桌子，上面是一瓶加威士忌酒，只剩下半瓶。我拿起酒瓶，猛喝了几大口，然后又放回桌上。

酒的味道很怪异，就在我意识到酒有问题的时候，我看见房间角落有个洗脸池。然而还没到池子边，我就开始呕吐了。

我重新回到床上躺着，吐完之后整个人都很虚弱，不过看东西倒更加真实了，不像之前那样云里雾里。我能看到两扇窗中间的栏杆，厚重的木门，除了那张小白桌，屋内再没有其他家具。此外还有个壁橱，橱门是紧闭的，大概是锁住了。

屋内的这张床是病床，在床上人放手腕的位置，有两根牛皮绑带，我知道我是被关在某个监狱病房了。突然，我的左胳膊一阵疼痛。我卷起宽松的衣袖，看到手臂上面扎了五六个针眼，针眼周围都黑一块青一块的。

那帮人为了让我安静下来，给我注射了这么大剂量的药，搞得我都得震颤性妄想症了。这也能解释清为什么之前我会觉得屋里有烟雾，以及天花板的灯光有小脑袋了。那瓶威士忌很可能就是其他某个人的解药。

我又重新起床下地，在屋里走着。过了一会儿，我去水龙头那儿喝了点水，咽下去后没有吐出来，我便又多喝了点。半个多小时后，我恢复了不少，已经有力气跟人说话了。

壁橱的门关着，椅子对现在的我来说又太重了。于是，我便解开了床，将床垫推到一边，下面有螺旋弹簧，每根弹簧大概有二十二厘米长。我花了半个小时，费了好大劲才拆出来一个。

我稍微休息了一下，喝了点冷水，然后走到门的铰链那侧，放开喉咙大声喊道：“着火啦！着火啦！”

我站在原处等着，没过多久，门外走廊便传来了脚步声。我听到钥匙插入锁孔，门开了，进来的是之前那个穿白色外套的矮个男子，满脸愤怒，眼睛看着病床。

我用螺旋弹簧朝他下巴砸去，趁他跌倒的时候又对着后脑勺猛击了一下。我掐住他脖子，他拼命反抗，我便用膝盖压住他的脸。他脸疼不疼我不知道，我膝盖倒是压疼了。

我从他屁股右边的袋子里掏出警棍，然后反拧钥匙，将门反锁。钥匙串上还有别的钥匙，我用其中一个开了壁橱，找到了自己的衣服。由于手指僵硬麻木，我穿衣服穿得很慢，穿完后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地上的那个男人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

我把他锁在屋内，然后便离开了。

宽阔的走廊一片寂静，走廊中间铺着镶木地板和窄小的地毯，平整的白橡木手扶梯曲曲折折通向门厅，厚重的老式大门紧闭着，门后鸦雀无声。我小心翼翼踮着脚，沿着地毯往前走。

经过几扇彩色玻璃门，我来到前厅。前厅的大门开着，我一到那儿电话铃就响了。我听到一个男人接了电话，灯光从半开的房门照进这昏暗的大厅。

我往回退了几步，透过虚掩着的门往屋里瞥了一眼，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桌前讲电话。我站在原地，看到他挂了电话，推门走了进去。

他面色苍白，头骨瘦削，稀疏的棕色卷发紧贴着头皮，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发现我进来后，便赶紧伸手去按桌上的按钮。

我大声笑了，朝他挥挥手里的警棍，怒吼道：“住手！狱长大人啊，狗急了还跳墙呢！”

他很僵硬地笑了笑，白皙的长手臂如同病恹恹的蝴蝶般从桌上滑下来，一只手却慢慢伸向桌子侧面的小抽屉。

他故作轻松地说：“先生，你看上去病得很重，真的很严重，我建议你不要……”

我用警棍轻拍了一下他那只手，他的手便像鼻涕虫遇到滚烫石头般缩了回去。我开口说道：“我不是病了，狱长，我是注射过量麻醉剂才会这样。我现在只想离开这里，去给我拿点没兑药的威士忌！”

他用手指瞎比画着。“我是名医生，叫松德斯特兰德。”他说，“这里是一家私人诊所，不是你说的监狱。”

“我要威士忌！”我不耐烦地说道，“我已经休息够了。私人诊所？真有意思！给我拿酒来！”

“酒放在药柜里。”他有气无力地答道。

“两只手放到脑后去！”

“你不听劝告会后悔的。”他把手放到脑后。

我走到桌子那头，打开他原本伸手去开的小抽屉，拿出一把自动手枪。我收起警棍，绕回桌子，走到墙上的药柜边，里面有一瓶一品脱的波本威士忌酒、三个玻璃杯。我拿了两个杯子，倒上酒。“狱长，你先尝尝。”

“我……我不喝酒，我一直都滴酒不沾。”他低声含糊地答道，两只手没动，依然放在脑后。

我把警棍拿出来，他见状立马放下一只手，拿起酒杯喝个精光。我盯着他，看上去没什么不良反应，又闻了闻我那酒的味道，便也端起喝下了。酒的味道确实很好，我又多喝了一杯，然后把酒瓶塞到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好吧。我说，到底是谁把我关在这里？快说，我没时间跟你磨嘴皮子！”

“警官……当然是警官。”

“什么警官？”

他蜷缩成一团，靠在椅子边，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有一个叫加尔布雷斯的警官，当时就是他作为申诉证人签的字，我向你保证我们这儿都是遵循法律程序的。”

“什么时候开始警官可以作为申诉证人，给精神病人签字了？”

他沉默着，没有应答。

“谁最先给我打麻醉剂的？”

“这个我无从得知，据我推测，你打麻醉应该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我整整昏迷了两天！”我说，“他们应该早点杀了我才对，拖得越久对他们越不利。狱长，拖得太久了。”

“你要是离开这儿的话，会立马被逮捕的。”他有气无力地说。

“这不单是为了离开这儿那么简单。”我小声说。

我走了出去，他依旧把手放在脑后。

前门上的锁旁边挂着链条和螺栓，然而我开门的时候，并没有人出来拦我。我穿过一条宽敞的旧式走廊，来到一条小径上。路边长满鲜花，知更鸟在黑色的树上叽叽喳喳叫。街道上有一排白色的尖桩栅栏，这所房子正好在德斯坎索街和二十九号街的交叉拐角处。

我朝东走了四个街区，来到公交站等车。一路上没有警报声，也没有巡逻车搜查我。我搭公交坐到了市中心的一家桑拿馆，在那里蒸了桑拿，接着洗了个热水澡，做全身按摩，又剃了胡子，最后把之前的那瓶威士忌喝完了。

这之后我能吃得下东西了，饭后我去了家陌生的旅馆，用假名登记住了下来。当时是十一点半，我喝着威士忌和水，翻看着当地报纸，得知夏普医生的尸体最后被发现于卡罗来纳街一间空置的装修房内。警察对这件案子焦头烂额，毫无头绪，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

从报纸上的报道日期来看，从我昏迷到现在，四十八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么悄无声息流逝了。

我上床睡觉，却多次从噩梦中惊醒，吓得全身冒冷汗。这是注射麻醉剂过度留下的后遗症表现，第二天一早，我就恢复好了。

警察局局长富尔威德个头不高，身材肥胖，眼睛一直到处张望着，一头红发差不多成了粉红色。他留着很短的板寸头，透过粉色的头发可以看到肉色头皮，身穿一件有内袋的浅褐色套装，裁剪十分独特。

他同我握了握手，将椅子转到一边，跷起二郎腿。我看到他脚上露出来的袜子，是三四美元一双的那种法国莱尔袜，穿的茶色手工粗革皮鞋也不贵，十五到十八美元就可以买到。

我猜测他家里应该是妻子在管钱。

“噢，卡尔马迪。”他看着玻璃桌面上我的名片说道，“是‘尔’对吧？来这儿办公吗？”

“我遇上点小麻烦。”我说，“要是你愿意帮忙，可以帮我解决。”

他听完挺起胸膛，摆摆手，压低声音说道：“我们这个小镇没发生很多麻烦事，虽然是小镇，但整齐干净，井井有条。从我西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太平洋，那是最纯净的地方；北窗外面是阿尔圭罗大道和山脉；东窗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小型商业区，商业区外面坐落着住宅和园林；至于南窗……南边没有窗，但假设它有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这世上最别致的小型游艇港口。”

“是嘛？”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道，前额的双眉紧紧皱着。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他在跟我说笑还是我在跟他说笑了。

“转下钥匙把门锁上好吗？”他说，“你年纪比我小，还是比较嫩嘛。”

我起身锁上门，又重新坐下，掏出一支烟。此时警长已经在桌上摆了一瓶酒和两个小酒杯，还有一堆小豆蔻籽。

我们喝了一杯，他剥了几颗豆蔻籽，我俩边喝边吃，看着对方。

“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他开口说道，“我现在可以听了。”

“警长可听说过一个外号叫农夫圣人的男人？”

“你问我听说过没？”他重重地敲击了一下桌面，豆蔻籽随之弹跳了几下，“怎么什么事都跟那家伙脱不了干系。就是那个抢银行的王八蛋，没错吧？”

我点了点头，试着真正去注视他的眼睛。“他跟她妹妹戴安娜一起抢的银行，他们故意穿成乡下农民的模样，打劫小镇的银行和大的国有银行，因此被称为农夫圣人，他妹妹也有一个称号。”

“我一定要给那两人戴上手铐。”警长决绝地说道。

尽管他没有大发雷霆，但说话时嘴巴张得很大，我都担心他的下颌会掉到大腿上。双眼像剥掉壳的鸡蛋般大而突出，嘴角上面还沾着自己的唾沫，说完话闭嘴时感觉都要费好大的力。

如果真的能逮捕那两人，那一定是个壮举。

“你接着说。”他低声说。

“你看报纸上的这起夏普凶杀案，你们这儿的报社并没有好好报道这起案子。报上说某些不知情的小男孩们按响了门铃，紧接着便从里面跑了出来，说屋里有个男人的尸体。这篇报道漏洞百出，我当时就在现场，农夫圣人和他妹妹也都在，并且后来你们的警察也来了现场。”

“叛徒！”他突然大吼起来，“警署里竟然有叛徒！”此刻他的脸变得煞白，双手颤抖着又倒了两杯酒。

这回轮到我剥豆蔻籽了。

他把酒放在一边，猛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我听到他说了加尔布雷斯的名字，便离开座位，走去打开了房门。

虽然没有等很久，不过也够警长喝两杯酒了，他现在脸色比刚才好看一些了。

门开了，那个拿警棍从背后袭击我的警员走了进来，嘴里叼着烟斗，双手插在裤兜里。进门后他用肩带上了门，随意地斜倚在门边。

我对他打了个招呼：“警官你好啊。”

他看着我，一副要揍我脸又不急于马上动手的样子

“警徽呢！”肥肥的警长吼道，“把警徽放桌上！你被解雇了！”

加尔布雷斯慢走到办公桌边，一手抵在桌上，把脸凑到离警长鼻子一英尺左右的位置。“凭什么解雇我？”他声音低沉地问。

“农夫圣人当时就在你边上，你却让他跑了！”警长大吼道，“你和邓肯那个蠢货，居然让他拿枪指着你们逃跑了。你没救了，被解雇了，除了当罐子里的牡蛎你还能在这儿做什么。把警徽给我！”

“他妈的到底谁是农夫圣人啊？”加尔布雷斯不以为然地问道，还对着警长的脸吐着烟圈。

“他说不知道。”警长向我抱怨道，“他居然说不知道，你看看，跟我一起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

“你说那话什么意思呢，共事吗？”加尔布雷斯散漫地问。

胖警长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跟被蜜蜂蛰了鼻子似的，捏紧拳头就朝加尔布雷斯的下巴猛打一拳，力道看上去很大，加尔布雷斯的头都往后甩了大概十五厘米远。

“别打人。”他说，“你要是打得出了人命，这间警署怎么办？”他扫了我一眼，又回头对着警长，“我要告诉他吗？”

富尔威德望向我，想看看怎么收场。我张开嘴巴，露出茫然无措的表情，像个刚学拉丁舞的乡下小男孩。

“行，告诉他！”他吼道，手指来回颤抖着。

加尔布雷斯把他的大肥腿放在办公桌的角落边，抖了抖烟灰，又伸手拿了威士忌，用警长的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完酒抹了抹嘴，咧嘴笑了，笑的时候嘴巴张得老大，要是看牙医的话，估计牙医能把两只胳膊都塞进去。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跟邓肯警官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你已经昏迷在地上，一个瘦高的家伙拿着警棍站在你边上。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个女人，身边堆了很多报纸。就在那个瘦高男人准备跟我们说清情况的时候，屋里的狗突然嚎叫起来，我们便望向了狗叫的方向，那婆娘趁我们不注意从报纸下面抽出一把0.12口径的枪，然后瞄准了我们，好吧，这种情况除了乖乖就范我们还能干啥？她这时候动手不会失手，但我们就可能会失手了。那男的也从长裤里掏出了枪，接着两人便把我们扭成一团，塞进屋里的储物柜里，柜子大小刚好把我们卡在里面，动弹不得，连绳子都给他们省了。不久后，我们听到他们各自开车走了，等我们从柜子里出来的时候，那具尸体还在原地躺着，我们现在也没什么新的线索，所以便跟报社那边胡乱编了几句。当时要是扭的是你们试试？”

“好吧。”我对他说，“我记得当时是那女的自己打电话叫了警察，不过可能是我搞错了吧。其余的情节我不清楚，我当时被打晕在地，已经昏迷过去了。”

加尔布雷斯不悦地看了我一眼，警长看着自己的大拇指。

“在我来这儿之前。”我说，“我被困在二十九街上的一家私人诊所里，是一个叫松德斯特兰德的男人开的。我当时被麻醉得不省人事，跟洛克菲勒养的宠物似的在那里转来转去。”

“松德斯特兰德那家伙就是我们裤子里的跳蚤，我们已经不爽他很久了。警长，我们要去医院好好教训他一番吗？”

“肯定是农夫圣人把卡尔马迪丢在那儿。”富尔威德严肃地说，“所以医院一定会有点线索。我同意你的提议，让卡尔马迪跟你一块儿过去。你想去吗？”他问我说。

“当然！”我爽快地答应了。

加尔布雷斯看着酒瓶，谨慎地问道：“农夫圣人和他妹妹都是要犯，要是我们抓到他们，奖赏怎么分？”

“全部归你。”我说，“我直接拿我自己的酬劳就行。”

加尔布雷斯又咧开嘴笑了，摇摇晃晃走了几步，笑的时候倒是十分友善可亲。

“行，我们把你的车停在楼下车库，有人看到你的车停在外边就打电话过来了。我们就开你的车去，就我们俩去就行。”

“加尔，要不你再多叫几个帮手过去。”警长迟疑地说。

“不用，我跟他两个去就够了，这家伙命硬，不然也没机会在这儿晃荡了。”

“行，那好吧。”警长高兴地说，“我们再喝点！”

不过他心里应该还是很慌乱，因为他连豆蔻籽都忘剥了。

今天阳光明媚，从前车窗可以看到外面开得正艳的月季和海棠花，金色合欢花下的紫罗兰长满一片，就跟地毯似的。房屋边上爬满深红色的玫瑰花，车库的外墙上是一片豌豆藤，青铜色的蜂鸟正悉心地在藤蔓中采着蜜。

从外面看，房屋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富裕的老年夫妇，想在年老的时候住在海边，能多晒晒太阳。

加尔布雷斯猛地一脚踩在车的踏板上，下车后拿出烟斗，推开房子大门，走上小径，然后用大拇指晃动着门前的铜铃。

我们等待着，门上的小窗口开了，里面是一个戴着护士帽的长脸女人。

“开门！警察办案！”加尔布雷斯大吼道。

锁链“嘎吱”一声，门开了，刚刚打开窗的那个护士手臂粗壮，手掌肥大，身高一米八多，真是刽子手的理想型助手。她的脸色变了一下，我看到她微笑着。

“哟，是加尔警官啊！”她说道，声音尖锐而又低沉，“最近怎么样啊加尔警官？过来找医生吗？”

“没错，找他有急事！”加尔布雷斯怒吼道，将护士推到一边。

我们沿着门廊走向医生办公室，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加尔布雷斯一脚踹开了门，我紧随其后，那个身形高大的护士一直跟在我后面絮叨着不让进去。

声称自己戒酒的那个松德斯特兰德医生此时正坐在办公桌边喝着威士忌，稀疏的头发被汗湿成了一缕一缕状，瘦削的脸上似乎多了很多皱纹，那晚见他的时候都没有。

见有人闯进来他立马放下酒瓶，朝我们摆了个死鱼般的僵硬的笑脸。他惊慌地大声说：“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说过……”

“坐这儿来。”加尔布雷斯拉过桌旁的一把椅子说，“护士出去。”

护士又碎碎念了些什么，然后离开了房间。房门关上后，医生上下打量着我，一脸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