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太平

午前，我收到一封快递过来的信件，用廉价信封装着，上面回信地址写着：加利福尼亚彪马区F。S。莱西收。信封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可兑现支票，签有福瑞德·S.莱西的名字，此外还有张浅白色复印纸，上面打印的文字有好几处重叠了。信上说：

约翰·埃文斯先生亲启

尊敬的先生：

我从莱恩·伊斯特沃德那儿得知了您的大名。我现有一桩十万火急的机密任务需要您处理。我在信里已附上定金，请您本周四下午或晚上来彪马区一趟，如若方便，请在印第安角宾馆登记入住，并拨打电话2306找我。

您的朋友，

福瑞德·莱西

这一周本来什么业务也没有，这下可好了。支票签发银行距离我这儿有六个街区，我出门兑换了支票，吃了个午餐，取车准备出发。

峡谷天气炎热，圣布纳迪诺山上也是热得不行。车开到五千英尺高依旧炎热，那时我已经沿着高速公路向彪马湖开了十五英里了。五十英里蜿蜒的盘山公路，开了四十英里才开始变得凉爽。但直到我开到大坝，穿过浅滩上堆积的花岗岩石块和杂乱无序的营地，开始沿着南湖岸前行，才真的凉爽起来。到达彪马区已是傍晚时分，此时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印第安角宾馆是街角处一幢棕色的建筑，对面是舞厅。我登记入住之后拿着行李箱上了楼，房间很难找，屋内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地板上铺着椭圆形的地毯，角落里摆着一张双人床，光秃秃的松木墙上除了一幅五金店买来的挂历什么也没有，由于夏天山上干燥，挂历全都卷起来了。我洗了个脸和手，便下楼准备去填饱肚子。

餐厅挨着大厅，里面人满为患，男的穿着运动装，浑身散发着酒气，女的有些穿着宽松长裤，有些穿着短裤，指甲涂得鲜红，指关节却脏兮兮的。一个眉毛形似约翰·L。路易斯的男人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四处晃动。一个身材消瘦的收银员只穿着衬衣，眼神黯淡，正努力贴着一部小收音机，想要听清好莱坞马场的赛马结果，那部收音机受到静电干扰，很多杂音，感觉就像土豆泥和上了水。阴暗的角落里，一个奉行失败主义的山地民谣交响乐团正在卖力演出，他们一共五个人，穿着紫色衬衫和白色大衣，希望在嘈杂环境下能有人听见自己的演奏。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们所谓的正式晚餐，拿了杯白兰地坐着喝了会儿，然后就出门走到了大街上。外面依旧是大白天，不过霓虹灯已经亮了起来，傍晚时分，各种嘈杂声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尖锐的歌声、酒碗碰撞的咔嗒声、射击场的咔嚓声、点唱机的音乐声，这些吵闹声背后是湖上高速游艇低沉的轰隆声。邮局对面的角落里一个蓝白色的箭头指示着“电话”。我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走着，这里突然变得安静、凉爽，路边长着松树。前方一头温顺的雌鹿漫不经心地穿过道路，它的脖子上挂着皮圈。电话处是一间木屋，角落里有一个电话亭，里面放着一台投币电话。我关上电话亭，投了五分钱拨通了2306。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问道：“请问是福瑞德·莱西先生吗？”

“请问您是谁？”

“我叫埃文斯。”

“莱西先生现在不在家，埃文斯先生。请问有预约吗？”

我问一个问题，她倒反问我两个问题，我可不喜欢这样。我便问道：“您是莱西夫人吗？”

“是的，我是莱西夫人。”我觉得她的声音显得过于紧张，不过有些人的声音一直就是那样。

“是生意上的事。”我说，“他何时回来？”

“我不确定。可能是晚上什么时候吧。您……”

“您家在哪儿，莱西夫人？”

“在……在保尔圣区，距离村子西边两英里。你是从村子打过来的吗？你有何……”

“我一个小时后再打过来，莱西夫人。”说完挂了电话。我走出电话亭。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一个穿着宽松长裤的黑皮肤女孩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着账簿什么的。她抬起头微笑着说：“你觉得这山怎么样？”

我说：“还行。”

“这里非常安静。”她说，“非常安宁。”

“没错。你认识叫福瑞德·莱西的人吗？”

“莱西？噢，我认识，他们刚装了一部电话。他们买下了鲍德温舍。那幢木屋空置了两年，他们刚买了下来，就在保尔圣区的边缘，那是矗立在高地的一幢大木屋，可以眺望湖景，从那里看过去景色一览无遗。你认识莱西先生吗？”

“不认识。”我说完走了出去。

人行道的尽头，那头驯服的雌鹿挡在篱笆的缺口处。我尝试把它推开，但是它一动不动，我只好跨过篱笆，走回印第安角宾馆开我的车。在村子尽头的东部有一个加油站，我把车停在那儿加油，顺便问了问给我加油的男人保尔圣区在哪儿，他的皮肤颜色像皮革一样。

“嗯。”他说，“找到保尔圣区很简单，一点也不难。不过你想找到这个地方还是会遇到点麻烦的。沿着这条路走大约一英里半，经过天主教堂和金凯德营地，走到面包店右转，然后沿着路走到威洛顿男生营地，走过营地之后走左手边第一条路，那是条土路，有点崎岖不平。冬天的时候那些人不会把路面的雪扫掉，不过现在也不是冬天。您认识那儿的人吗？”

“不认识。”我给了他钱，他找了零后回来了。

“那儿非常安静。”他说。“非常安宁。您贵姓？”

“墨菲。”我答道。

“很高兴认识您，墨菲先生。”他说着，伸出手和我握手。“随时欢迎您过来，很荣幸为您服务。嗨，您想去保尔圣区只需要沿着这条路直走……”

“好的。”我说完离开了，他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

我想我现在知道怎么去保尔圣区了，所以我掉头驶上了另外一条路。很有可能福瑞德·莱西先生并不希望我拜访他的木屋。

从印度安角宾馆过去半个街区的那条小路掉头会拐到另一个码头，再往东就是彪马湖岸了。湖里水位很低。牛群正吃着腐烂的草，那些草春天的时候长在水下，夏天水位降低暴露了出来。几个耐心的游客正坐在马达外装的船上钓着鲈鱼和翻车鱼。草地一英里以外左右有条土路，通向一个长满刺柏的地方。湖岸边有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厅，尽管位于这个海拔高度，这里看起来仍然像是下午，音乐早已响起。乐队的声音大到仿佛就在我的口袋里演奏，我能听见一个女孩用沙哑的声音唱着《啄木鸟之歌》。开着车路过舞厅后，音乐声逐渐消失，道路变得崎岖不平。我疾驰而过，把湖岸上一幢木屋甩在了身后，那幢木屋旁只有松树、刺柏和波光粼粼的水面。我把车停这地方的后面，走到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旁，那棵树连根拔起，十二英尺的根悬在空中。我靠着这棵树，在干燥的地面坐了下来，点燃了烟斗。这个地方平静安宁，远离一切喧嚣，在山的薄暮下缓缓地暗淡下来。湖的另一边几艘快艇玩着捉迷藏的游戏，但是这儿除了平静的湖面别无他物。我琢磨着福瑞德·莱西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到底想干什么，既然他的事情如此紧急，为何不待在家或者留条消息？我没花多长时间思考。傍晚实在太宁静。我抽着烟，看看湖面，又看看天空，见到一只知更鸟停在一棵高松树光秃秃的枝头上，等着天色变暗，好放开歌喉吟唱它的晚安曲。

坐了快半个小时，我站起身，用脚后跟在柔软的地面上刨了个洞。我把烟斗里的烟丝倒了进去，再用土盖上踩平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朝着湖边走了几步，来到了树的另外一端。这时我看见了一只脚。

那只脚上穿着一只白色帆布鞋，大约是九码。我围着树根走了一圈。

我看见了另一只穿着白色帆布鞋的脚。接着看见了穿着白色条纹裤子的双腿，一副躯干，穿着商店门口常见的淡绿色运动衬衣，有着卫衣一样的口袋，上面是没有纽扣的V领，露出了他的胸毛。那是一个中等年纪的男人，头顶半秃，穿着一件上好的棕褐色外套，嘴边留着一撇儿修好的胡须。他的嘴唇很厚，嘴巴像平常一样微张着，露出了大而坚固的牙齿。他的脸庞看上去是那种物质充足，无须过多忧虑的样子。他的眼睛望向天空，我似乎无法捕捉到他的目光。

绿色运动衬衣的左边有一个补丁，上面是块碗大的血迹。补丁中间可能是一个烧焦的洞，我无法确定，因为天色越来越暗了。

我弯下腰，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摸到了火柴和香烟，在他两侧的裤子口袋里摸到几个粗糙的硬块，感觉像是钥匙和银币。我把他的身体挪动了一点方便摸到他臀部后面的口袋。他的身体还有余温，没有完全僵硬。一个粗皮革的钱包紧紧地塞在右边臀部的口袋里，我把钱包拽了出来，用我的膝盖支撑住他的背部。

他的钱包里有十二美元现金和几张卡，但我感兴趣的是他驾驶证上的名字。为了在昏暗的光线下看清上面的名字，我划燃了一根火柴。

驾驶证上的名字写着福瑞德·莱西。

我把他的钱包放回原处，起身转了一圈，环顾四周，一个人也看不见，不管是地面还是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此昏暗的光线下，没有人能看见我在做什么，除非他靠近我。

我走了几步，低头看有没有留下足迹。没有，地面上只覆盖着长年累月掉下来的松针和腐烂的木屑。

我突然看见了一把枪，距离我四英尺远，差不多在那棵倒下来的树下。我没有碰枪，只是弯下腰观察了一下。那是一把22毫米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骨质手柄。枪身半埋在一小堆腐烂的棕色木屑下。木屑堆上有许多黑色的大蚂蚁爬来爬去，一只蚂蚁沿着枪管在爬动。

我直起身再次快速地扫视了一眼周围。一艘船慵懒地向湖岸驶去，消失在视野中。我能听见减速的摩托车上传来不均匀的突突声，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朝着车往回走，就快走到了。一个小个子悄悄地从茂密的石兰灌木林里冒了出来。一束光在他的眼镜上方闪烁，又在其他东西上闪，又向下在手上闪着。

一个嘶嘶的声音说道：“举起手来。”

这个位置非常适合快速反击，但是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快速反击。于是我把手举了起来。

小个子从灌木丛钻了出来，眼镜下面闪闪发光的原来是一把枪，一把足够大的枪，那把枪朝我指来。

那个小个子黑色的胡须下长着一张小嘴，嘴里的金牙闪闪发光。

“麻烦转过身去。”小小的声音温和地说，“你看见躺在地上的男人了？”

“听我说。”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我……”

“快点转过身去。”那个男人冷冰冰地说。我只好转过身。

接着他用枪口抵着我的背部。一只柔软灵活的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最后停在我胳膊下的枪上。他发出嘘声，把手移到了我的臀部。接着拿走了我的钱包，动作干净利落，是个厉害的贼，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动作。

“我现在来看看你的钱包，你站好别动。”那个男人说，他把枪移开了。

一个好身手的人此刻会有机会反抗，他可以快速地倒地，然后跪地后空翻，接着掏出手枪射击对方的手。这一切会发生得非常快。好身手可以迅速地打倒这个小个子，动作就像老夫人取出假牙一样干脆利落。然而不管怎样，我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好身手。

小个子把钱包重新塞回了我的口袋，又用枪管抵住我的背。

“那么。”声音温和地在我耳边响起，“你来这儿就是一个错误。”

“兄弟，你说得对。”我告诉他。

“无所谓。”那个声音说，“快走吧，回去。给你五百美元。今天发生的事你不对别人说，一周后你会收到五百美元。”

“好。”我说，“你有我的地址？”

“很有意思。”那个男人喃喃地说，“哈哈，哈。”

不知什么砸在我的右膝膝弯处，当时我的腿就这么跪了下去。我的头开始痛了起来，原本以为他要用枪砸我的脑袋，但是他只是愚弄了我一下。他反手在我后脑勺上一击，算是轻的一下。他的小手非常有力量。我的头仿佛飞到了湖中央又飞了回来，“砰”的一下按在我脊柱上面，我感觉到恶心想吐。不知怎么，我的嘴里还含了一口松针。

此刻已是午夜，我躺在一间窗户紧闭、没有新鲜空气的小房子里，胸口重重地压在地上。他们在我背上压了许多煤炭，其中坚硬的一块压在我背中间的位置。我发出声音，但我的声音微不足道，丝毫没有人在意。我听见船的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个人踩在松针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一个大声咕噜的人走了出去，又走了回来，他的声音很急促，带着某种口音。

“你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查理？”

“噢，什么也没发现。”查理咕咕地说，“他在那儿抽烟，什么也没做。夏天过来避暑的游客而已，哈哈。”

“他看见尸体了吗？”

“没看见。”查理说。我琢磨着他为什么撒谎。

“那好，我们走吧。”

“啊，太糟糕了。”查理说，“太糟糕了。”压在我身上的重物没了，那些坚硬的煤块从我背上没了。“太糟糕了。”查理又说了一遍，“但必须这样做。”

这次他不是愚弄我，他用枪重重地敲在我头上。过来看看，我会让你摸摸我头上的肿块，我有好几块呢。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我跪在地上哀鸣。我一只脚挪在地上，缓缓站了起来。我用手背擦了擦脸，又挪了挪另一只脚放在地上，仿佛从一个洞里爬了出来。

太阳下山了，我前方的湖面不再波光粼粼，却在月光的映照下，洒上了一层银辉。我的右边是那棵倒下的大树。他们把尸体移走了。我小小翼翼地朝树移过去，用手轻轻地摩擦我的头，脑袋肿了起来，但是没有在流血。我停了下来，回头看我的帽子，突然记起来我把帽子留在了车上。

我围着树走了一圈。月光明亮，只有在山上或者沙漠里才能看见这么明亮的月光。此刻，你基本上可以看清地上没有尸体，树下也没有枪，更没有蚂蚁在枪上爬来爬去。地面平滑，有点倾斜。

我站在那里静心倾听，唯一听到的是我脑袋里面血液冲击的声音，唯一感受到的是我的脑袋在剧烈地疼痛。接着我突然想起伸手去摸我的枪，枪还在那儿。然后我伸手去摸我的钱包，钱包也还在那儿。我抽出我的钱包看了看钱包里的钱，一个子也没少。

我转身艰难地走回车旁。现在我只想回到宾馆，喝上几杯，然后躺下来休息。我想着过后再见查理，绝不是现在。我最先想做的就是躺一会儿，我可还在长个子，需要休息。

我上了车，开动车子，在柔软的地面上兜着风，接着开回了那条土路，沿着那条路上了高速公路，路上没有遇到一辆车。路旁舞厅仍在热火朝天地放着音乐，那个声音沙哑的歌手唱着《我再也不会笑了》。

上了高速公路，我打开车灯，开回村子里。从码头回街区的途中有一间松木造的简陋房子，只有一间屋子，玻璃门后面亮着一盏没有任何装饰的灯，门外挂着当地的法律法规。

我把车子停在街道另一边，坐了几分钟，眼睛到处查探那间简陋的小屋。屋里有一个光头男人坐在一张旋转椅上，椅子旁放着一张可以合盖的办公桌。我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思考了会儿又把门关上了，发动车子开走了。

不管怎样，我有一百美金可以赚。

从村子里出来后，我开了两英里，经过面包店，上了往彪马湖去的一条新柏油路。途经几个营地，我看见男生夏令营的棕色帐篷之间悬挂着一盏盏灯，那些男生在一个大帐篷里洗着餐具，时不时传来餐具碰撞的叮当声。沿着这条路再往前开一会儿，便看见了水湾和一条分岔的土路。土路车辙斑驳，到处坑坑洼洼，布满了凹凸不平的石头，路旁树枝横生，车子勉强才能开过去。又经过了几间亮着灯的木屋，这些老旧的木屋是用松木建成的，还悬挂着没有剥落的树皮。再往前开变得愈加空旷，过了一会儿，一幢矗立在峭壁边的大木屋出现在我眼前。木屋顶上有两个烟囱，外面围着粗木做的栅栏，栅栏外面是双车库。靠近湖的那边有一条长长的门廊，阶梯直接延伸到水面。窗户透着灯光，我倾斜车头灯，看见钉在一棵树上的模板上写着“鲍德温”，对了，这就是莱西家。

车库敞开着，里面停着一辆小轿车。我站了一会儿，接着走进了车库，摸了摸车的排气管，排气管是冷的。穿过一座木门，走上了一条石头路，石头路通向那条长长的门廊。我走到门口，门正好开着。一个高个子的女人站在门口，灯光映照在她的身上。一只毛发柔顺的小狗从她身后跑了出来，从阶梯上滚了下来，它的两个前爪撞在了我的胸口，接着跳到了地上，转着圈发出欢呼的声响。

“下来，雪莉！”门口的女人喊着，“趴下！雪莉是不是很有趣？有趣的小狗。它有一半狼的血统。”

雪莉跑回了屋子。我问道：“您是莱西夫人吗？我是埃文斯，我一个小时前打过电话给您。”

“对，我是莱西夫人。”她回答，“我丈夫还没回来。我……嗯，要不请先进来？”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是疏离，仿佛从云雾中飘来一样。

我进来后，她把我身后的门关上，站在那儿打量着我，微耸了一下肩，然后坐在了一张藤条椅上，我坐在了另一张相似的椅子上。雪莉不知道从哪里又冒了出来，跳到我的大腿上，用它干净的舌头舔着我的鼻头，又跳了下去。雪莉是一只灰色的小狗，有一条长长的柔软的尾巴，鼻子很灵敏。

莱西家的房间很长，有许多窗户，窗帘并不怎么新。墙上有一个很大的壁炉，地面铺着印度地毯，房内有两张书桌，上面装饰的印花棉布已经褪色了，还有其他一些藤条家具，看起来不怎么舒适。墙面装饰着一些鹿角，有一对鹿角有六个结。

“福瑞德还没回家。”莱西夫人又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什么事缠住了他。”

我点了点头。莱西夫人的脸色苍白，面部肌肉紧绷着，她黑色的头发有些凌乱。她上身穿着一件双排扣的绯红色外套，纽扣是铜的，下身穿着一条灰色的法兰绒休闲裤，光着脚穿着一双猪皮革木底凉鞋，脖子上戴着一串混浊不清的琥珀项链，头上戴着旧玫瑰材质的发带。莱西夫人三十来岁，现在让她学习如何装扮自己为时已晚。

“你找我丈夫是为了生意上的事？”

“是的，他写信让我过来，住在印第安角宾馆，电话联系他。”

“噢……住在印第安角宾馆。”她接话道，仿佛那意味着什么。她跷起了二郎腿，好像又不喜欢那样，又把脚放了下来。她身体前倾，用手托着下巴。“您是做哪一行，埃文斯先生？”

“我是个私家侦探。”

“这件事……这件事是跟钱有关吗？”莱西夫人迅速地问。

我点了点头。这样回答似乎比较安全。通常我处理的事是跟钱有关，不管怎样，都跟我口袋里的一百美金有关。

“当然。”莱西夫人说，“很正常。你要不要来点喝的？”

“好，非常感谢。”

她走到一个木质的小吧台前，拿了两杯酒回来。我们喝着酒，越过杯沿看向彼此。

“印第安角宾馆。”她说，“刚来这儿时，我和福瑞德在那儿住了两晚，我们的木屋打扫干净后才搬进来，我们买下这幢木屋之前，这儿空置了两年，很脏。”

“我想也是。”我附和说。

“你说我丈夫给你写了信？”她此刻看着她的酒杯，“我想他告诉你这件事了。”

我递给她一支烟，她准备伸手去拿，然后又摇了摇头，把手放在膝上，捻着手。她仔仔细细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

“他有些说得含混不清。”我说，“有几点是这样。”

她坚定地看着我，我也坚定地看着她。我轻轻地对着酒杯哈气，直到杯沿变得模糊。

“嗯，我认为，对于这件事我们没必要神秘兮兮的。”她说，“事实上，我比福瑞德以为的知道得多，比如说，他不知道我看了那封信。”

“他寄给我的那封？”

“不是，是从洛杉矶寄过来的那封，里面有一份对十美元钞票的鉴定报告。”

“你是怎么看到的？”我问道。

她扑哧笑了，但其实并无笑点可言。“福瑞德太神神秘秘了，对女人太神秘可不是什么正确的选择。福瑞德去卫生间的时候，我偷看了一眼他的信。那封信是我从他口袋里拿出来的。”

我点了点头，又喝了点酒。我附和道：“嗯哼。”既然我还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这样应对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你怎么知道那封信就在他的口袋里呢？”

“他从邮局取了那封信，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她又笑了，这次好像有点意思了。“我看见里面有一张钞票，信是从洛杉矶寄过来的。我还知道我之前给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朋友寄过一张钞票。所以，我当然知道这封信里是鉴定报告，事实也是。”

“这么看来，福瑞德的保密工作做得不怎么好啊。”我说，“信上说些什么？”

她的脸颊有些泛红。“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告诉你，我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侦探，你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埃文斯。”

“嗯，这个很好解决。”我边说边证明给她看。再次坐下来时，那条小狗跑过来嗅我的裤脚。我弯下腰拍着它的头，沾上了一手的口水。

“信上说，那张钞票做得天衣无缝，特别是纸张近乎完美。但在显微镜的比较下注册号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区别。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是他寄过去的钞票不是政府方面制造的，还有其他什么不对吗？”

“有，那张钞票放在黑色灯光下，不管什么样的黑色灯光，墨水成分都会出现细微的差别。但是信上还说光在裸眼下，这个假钞几乎天衣无缝，可以瞒过任何银行柜员的眼睛。”

我点了点头。这件事可是出乎我的意料。“那封信是谁写的呢，莱西夫人？”

“信上署着‘比尔’的签名，就写在一张普通的信纸上。我不知道写信人是谁。哦，还有，比尔说福瑞德应该马上将这个假钞上交给联邦的人，因为一旦这些假钞开始流通会造成很多麻烦。不过，如果福瑞德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他当然不会让假钞在市面上流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写信给你吧。”

“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我说。当然我不过是瞎猜的，有可能什么都没猜对，就目前这点状况我还猜不到什么。

她点了点头，好像我说得很有道理。

“平常福瑞德这时候在干什么？”我问道。

“打桥牌或者打扑克，他这几年都这样。他差不多每个下午都在体育俱乐部打桥牌，晚上又打很长时间的扑克。你看，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时间和假钞扯上关系，即使是通过最无意的方式。但总有人不相信这会是无意的。他有时也赌赛马，但只是为了好玩，他赌马赢了五百美元，放在我的鞋子里送给我做礼物。那是我们住在印第安角宾馆的时候。”

我想冲到院子里大叫，捶捶自己的胸口释放废气。但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摆出一副明智的样子，大口喝酒。酒很快被我喝完了，酒杯里的冰块发出孤独的碰撞声。莱西夫人又拿了一杯酒给我。我饮了一小口，深呼吸了一下问道：“如果这个假钞那么天衣无缝的话，福瑞德怎么知道这个钱会带来麻烦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噢……我懂。他当然不知道。但不止那一张，总共有五十张，全是十美元的钞票，崭新的。而且这些钱跟他之前放在鞋子里的那些不一样。”

我琢磨着把头发扯下来会不会让我好受点。我想大概没有用——我的头太痛了。查理，好一个老查理！很好，查理，过一会儿我就去会会你。

“听着。”我说，“是这样，莱西夫人。福瑞德没有告诉我关于鞋子的事。他经常把钱放在鞋子里吗？还是说这个钱比较特别，是他赌马赢的，马钉着马蹄铁？”

“我跟你说过了那是他准备给我的惊喜。我穿鞋的时候自然会发现。”

“哦。”我把我上嘴唇的皮咬了半英寸下来，“但是你没有发现那些钱？”

“我让女服务员把鞋送到村里的修鞋匠那儿去加厚鞋底，我都没往里看，我怎么发现。我也不知道福瑞德往里面放了东西。”

事情终于有点头绪了，我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之光，但是那光线很遥远，而且来得很缓慢，那希望之光非常柔弱，只有萤火虫的一半光芒。

我说：“福瑞德不知道你让女服务员把鞋拿去修鞋匠那儿了。那后来呢？”

“嗯，格特鲁德，那个女服务员的名字，她说她也没有发现鞋子里的钱。福瑞德知道之后问了她，他去了鞋匠铺，鞋匠还没有开始修我的鞋，那卷钱仍然塞在鞋头里。于是福瑞德大笑着把钱取了出来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他给了鞋匠五美元，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喝完了第二杯酒，身体向后靠着。“我现在明白了。后来福瑞德把那卷钱拿出来检查的时候，他发现不是之前他的钱了，全变成一张张崭新的十美元了。但之前他的钱可能是面值不同，新旧不一。”

她似乎很惊讶我能把这些内容推理出来，我在想她以为福瑞德写了一封多长的信给我。我说道：“后来福瑞德不得不认为别人把他的钱换掉肯定是有原因的，于是他琢磨出了一个原因，寄了一张十美元给朋友做鉴定。寄回来的鉴定报告上说这钱是伪造的，但伪造得天衣无缝。他在宾馆问了谁？”

“我想，除了格特鲁德就没别人了。他不想挑起什么事。我想他就写信告诉了你。”

我捻灭了手中的烟，透过敞开的前窗看着洒满月光的湖面，一艘快艇闪着明亮的白色前灯，轰隆隆地驶过水面，消失在森林后面。

我收回视线看向莱西夫人，她坐在那儿，用她瘦弱的手托着下巴。她的眼睛似乎也看向了远方。

“我希望福瑞德能够回来。”她说。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和一个叫弗兰克·路德斯的男人出去了，路德斯住在森林俱乐部，就在湖那边的尽头。福瑞德说他在俱乐部拥有股份。不久前，我给路德斯先生打了电话，他说福瑞德和他搭便车去了镇上，在邮局下了车。我一直等着福瑞德打电话回来叫我开车去接他。他已经出门好几个小时了。”

“可能有人在森林俱乐部玩牌，福瑞德去了那里。”

她点了点头。“但是他通常会电话联系我。”

我盯着地板看了会儿，尽量让自己感觉靠得住一点。然后，我站起身来。“我想我该回宾馆了。我会一直在那儿，随时恭候您的电话。我想我在哪个地方碰见莱西先生了。他是不是身材粗壮，约莫四十五岁，有些秃顶，嘴上留着一撮胡子？”

她和我一起走到门边。“是的。”她说，“那就是福瑞德，正是。”

她把雪莉关在屋内，她独自一人望着我走到车旁、开车离开。天哪，她看起来好孤独。

敲门声响起时，我正躺在床上，手里晃着一根烟，琢磨着我为什么要卷入这场风波。我说了声请进，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女服务员手里拿着几条毛巾走了进来。她发色暗红，脸庞小巧，妆容精致，四肢修长。她道了声打扰便把毛巾挂在毛巾架上，出门前她侧身看了我一眼，浓密的睫毛扑闪扑闪的。

我随口说了声：“你好啊，格特鲁德。”天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

她停住了脚步，脑袋转了过来，嘴角正要上扬。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只知道有一个女服务员叫格特鲁德。我想找她说些话。”

她倚靠在门框上，手臂上搭着毛巾。她的眼神有些慵懒。“嗯？”

“你是常住在这儿，还是只是夏天在这边待一段时间？”我问道。

她的嘴唇微张。“我得说我不是住在这儿。和那些山村怪人住在这儿？我可不会。”

“一切都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我不需要任何陪伴，先生。”她像是在胡说八道。

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然后说道：“说一下有个人把钱放在鞋子里的事。”

“你是谁？”她冷冷地问道。

“我叫埃文斯，洛杉矶的一名私人侦探。”我明智地朝她露齿微笑。

她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僵硬，拿毛巾的那只手紧紧拽住拳头，指甲在衣服上刮来刮去。她从门口走了过来，坐在了墙边一张背靠直椅上。她的眼神里透出不耐烦。

“一个条子。”格特鲁德吸了一口气，“所以呢？”

“你不知道吗？”

“我只听说莱西夫人把钱放在了一双要拿去加鞋底的鞋里面，是我把她的鞋送去鞋匠那儿的。鞋匠没偷她的钱，我也没有。她已经把钱拿回去了，不是吗？”

“你不怎么喜欢警察，对吗？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你。”我说道。

她的脸僵住了。“听着，条子。我找了份工作，而且干得很努力，我不需要任何警察的帮助，我也不欠任何人一分钱。”

“当然。”我说道，“你从房间取了鞋后，直接拿着去了鞋匠那儿吗？”

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路上也没有停留？”

“我为什么要停？”

“我当时不在。不然我也不会问了。”

“好吧，我中间没有停下来。只是告诉了韦伯一声，我要出去给客人办事。”

“韦伯先生是谁？”

“他是酒店助理，经常在楼下餐厅待着。”

“是那个个子高高的、脸色苍白、把所有赛马结果都写下来的男人吗？”